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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同王弼那样，对《周易》作了的注解，又对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序卦》做了注释，而对有筮术说法的《系辞》、《说卦》、《杂卦》三篇《易传》文不作注释。这体现王弼义理派者不容与象数筮术派者相混同。严然是义理、象数门户不同，不容逾越。
两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北宋程颐，被后世称为理学派易学，即以“理”解《易》，使《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事实上，程颐也不是纯义理解《周易》者，只是很少用象数，而多是从《周易》里的文辞着手阐释其义理。但程颐的义理释《易》最终并没有使《周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南宋的朱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但不因程颐的义理释《周易》而使《周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而且使《周易》完全变成了占筮之注释。后封建社会至今天的“易学”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程颐也一样。
我们看程颐的《伊川易传》，注释《周易》已然不离“象数”，不外是从卦画、阴阳、爻位，刚柔，卦体等去解释《周易》里的文辞，以阐发出一番封建道德政治观来，当然也不凡从《周易》里直接借字发挥出新的说教来。
这被后世称为代表义理派最高成就的程颐，是不可能摆脱“象数”解《易》的传统，在《周易》学术注释发展史上，并没什么纯义理派的出现。只有一种“象数”解《易》之法，全因是误传下来的卦爻式《周易》文本所致。
先秦的“易学”与后来的王弼、程颐已然是象数义理释《易》者，与后汉的所谓象数派释《易》没有本质的区别。而象数义理释《周易》者，当然与象数八卦筮术说《周易》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程颐是继王弼易学思想，以义理解释《周易》，而不杂筮说，而阐发出一番封建社会里的道德政治学说，无疑是应于肯定和赞誉的。
而对程颐更值得肯定的是，他在《易传·序》里强调的从《周易》辞语上去探求义理的方法。
“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存乎人焉”。
这“由辞以得意”比“忘象得意”更能接近《周易》的本义。程颐在对《周易》一书的探求上强调“由辞以得意”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程颐本身并没有做到，他也无法摆脱前人的“象数”易学的影响，他的“易学”并没实现他自己说的“由辞以得意”的方法，这就不能不使人遗憾。
虽然宋时义理派注释的《周易》并不合《周易》本义，但要比筮术派去说《周易》者，体现义理释《周易》者理性与进步意义，是筮术派永远无法比拟。
四、宋代筮术释《周易》者
南宋朱熹(1130——1200)以筮术去注释《周易》，从朱熹对《周易》卦爻的解释来看，不离占卜说。显然朱熹把《周易》文辞当成占卜辞了，这正与他所言的《易》本卜筮之说互为表里。朱熹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说，他自然从占筮上去解释《周易》文辞了。
朱熹的“易学”，是其有眼不识泰山，把《周易》看走了眼，把《周易》说成了筮卜之书，实是把史巫的八卦筮术混淆与《周易》于一起。把义理的《周易》说成是筮卜，把《易传》里的“系辞传”、“说卦传”里讲巫术理论与方法的说成是义理，这种颠到黑白的说法，而影响到今天。
朱熹所认为的孔子做《易传》才使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筮卜本义了，这说法正是腐儒朱熹的无知，自朱熹始又一次推波逐澜，使中国巫术发扬泛滥。也是朱熹再一次使《周易》蒙羞，而庶蔽了《周易》的义理之光。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将《周易》与筮术分离开来；而京房的最大贡献是将史巫附在《周易》一书上的八卦筮术从《周易》中分离出来；而王弼与程颐的最大贡献是以义理而系统的对今本《周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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