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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道与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面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以天道解释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虽用于阐述的事理，但歪曲所引用《周易》里的文句。并以此引用论证等级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
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阴与灾异，开辟了汉儒学“术”的天地。汉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试图建立一种天命神学，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而这一“天命神学”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思想，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
而西汉刘向也是一个想依天命神学思想试图框正王权政治走向的人物。
刘向本是汉皇家本族，《汉书·楚元王传》里有刘向传。刘向既是皇族，又是元帝、成帝时的重臣，并多次上“封事”，在所上的封事（密封的奏章）里，有不少引用《周易》文来阐明所陈事理，如同引述《诗》、《书》那样一同看待《周易》。无疑刘向是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的。
同时刘向也是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验的人，目的是以阴阳灾异学说框救时政，避免国家灾难发生，以及试图纠正帝王的错误行为。《汉书·楚元王传》里记：“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以，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传论》奏之。”
刘向在发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实，刘向并不相信谶纬迷信，也许是时代整个风气所趋。
而与刘向同时代里有一个对八卦象数筮术学，可以说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就是建构出八卦纳生克六亲筮术的开山鼻祖——京房。
说京房在“易学”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也不为过，因为是到京房时才把八卦筮术从《周易》里分离出来，八卦筮术自成体系了。自京房建构出八宫纳甲筮术用于推演人事吉凶（算卦）不再与《周易》有什么瓜葛了，完全抛弃了先秦史巫借着《周易》里的文辞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那种方法，至到今天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那些所谓的“周易预测”，或称六爻八卦的，实乃就是用京房建构的八宫（八卦）纳甲算卦术。
《汉书·卷七里有京房传：“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精。”
史书里记载京房的特长是精于阴阳占候，这正是西汉“象数”易学发展出来的新东西，是所谓“象数易学”里的新筮术，是以卦说、阴阳、四时、节气、七十二候纳入到“八卦”体系里，以为能够由此认识天地人之间的灾异变化来，这就是西汉“占验象数易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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