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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引出了帝王专制。汉时的思想精英们再次想用天命神学来抑制帝王独权专断，其结果走向了新的神秘主义。帝王家反而把神秘主义思想变成统治人民，愚弄人民的思想武器。
从“君子”到“圣人”是先秦政治思潮和诸子的共识，其结果走向的是适得其反，百家争鸣，却促进了君主专制的进程。
“君子”一词从血缘身份到政治概念，再到道德概念，是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西周前期，即《西周书》及《诗》（西周中期出现的《诗》中所反映的“君子”）是个血缘贵族身份。而到西周晚期，即《周易》里的“君子”已建构成为政治概念。后儒继承和发展了《周易》里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再到后封建社会，即秦汉以后，“君子”不再是政治的角色，平民百姓均可进入“君子”称号之列，即有道德品质的人都可称为君子，反之则是“小人”。
先秦“君子”这一政治概念，正是《周易》建构起来的。而“君子”是治国行为主体，而“小人”则成为治国行为主体者领导、关怀与施爱的对象。“君子”与“小人”在《周易》一书里有多处的表述。
《师》里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有》里说：“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否》里说：“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观》里说：“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剥》里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遁》里说：“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大壮》里说：“小人用壮，君子用罔。”
《解》里说：“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革》里说：“君子豺变，小人革面”。
《周易》里表述的“君子”与“小人”，无疑是两大阶层的对称，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周易》里建构的二元政治行为模式，不能不认为是一种体制架构。这种体制设计，突出表现的是“君子”对“小人”施行“仁爱”的道德治国理念。这在《剥》篇里表现的很明确。
《剥》篇是借“剥床”以喻政治上不断向坏处转化的过程，即由量变到质变的现象。这种量到质，是通过“剥床”的不断的剥蚀侵害，达到整个物体的彻底损坏，这是借“床”的剥蚀侵害来比喻国家政治不断遭受损害而导致出现国家衰亡的危险后果。作者最后指出这种问题的结症在于“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里的“君子”就是指整个统治集团，即那些有国有家有身份的贵族阶层。正是这些人占有了劳动成果。而劳动人民（“小人”），没有得到劳动的硕果，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若不解决这种危机现象，不能摆正“君子”与“小人”的利益关系，就像“剥床”由“以足”、“以辩”到“剥床以肤”，整个王朝的统治大厦将彻底腐朽而倾覆。《周易》里的“君子”与“小人”这对政治概念，无疑是让统治者摆正与民的关系，即《周易》始建的“民本”（“有孚”）理念。《周易》里的“君子”与“小人”这一政治内涵虽然不同于后儒给“君子”与“小人”贴上了天经地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标笺。但又不能不承认《周易》里的“君子”与“小人”这一政治概念是后儒学上的源泉，后儒发展了这一政治概念。
“君子”与“小人”即统治与被统治上的这种二元政治的思维方式，是来自于仰观与府察天地的感性认识的结果，也是氏族家长制下思维的延续。
《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与“小人”这一对概念一经出现，就具有极为鲜明的政治性，随之而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理论模式。“小人用壮，君子用罔”。也就源出后儒所谓的“劳心”与“劳力”这种并非是对社会分工的理论论述，而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理论思想。也就源出了“天尊地卑”等级制度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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