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四十八)(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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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易经》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些知识分子要想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自己著书立说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借着《易经》说事呀?
答案是第一,当时的人并没有著书立说的普遍风气,第二这里面恐怕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周易江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熊逸著2006年版第037页)
这熊逸自问自答的第一个答案是不能成立的,恰恰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是出现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是个普遍的风气。这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熊逸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颠倒是非的说法,有失自己写出其它著作的那种历史考据的逻辑严密性的风格。
第二答案:“不得己的苦衷”,熊逸是这样解释的:“郭沫若的意见是:《易传》的作者以南方的楚国学者为主,主要都是荀子的学生”。(同上第189页)
“那些荀门的学者,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楚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秦帝国专制之下的学者们一看,不是还有三种书可以流通么,嗯,这个算命书有些搞头,咱们就研究算命好了——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郭沫若给出了不少证据,认为尤其是楚国的荀门知识分子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阐释当中,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说,阐发那些无法在秦帝国光明正大地表达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易传》就是这样成形的,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诸如阴阳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进变化等等,其实都是《易传》里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易传》这分明就是针对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国唱对台戏。”(《周易江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熊逸著2006年版第191页)
难道这就是熊逸认为的不得己的苦衷吗?熊抬出郭沫若的认为,恰恰是郭沫若认为的错误,熊氏的认为也跟着错误了。我们对郭沫若对《周易》产生的时代及其性质,前面已都有引述。郭沫若对《周易》看不懂还有情可原,可连《易传》也看不懂就不可原谅的。把《易传》看成是帝王专制唱对台戏,不是很幼稚的看法吗?那么为何《易传》到了汉朝正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措施的时候而上升为“经”的地位。又如何解释呢?难道汉朝不是帝王专制的社会吗?正是《易传》里的“系辞”是帝王专制的宣言书,又是“神道设教”的教化理论,也是后帝王专制理论的活水源头。怎能说是对帝制唱对台戏呢?熊也看不明白《易传》么?也没研读过“帛书易传”么?
作为颠覆传统上的“八卦筮术”这无疑是很值得赞赏的,但把《周易》当成巫术文化给颠覆掉,显然是熊的认识出了问题。
通过以上现代以来的知名学者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认识,不难看出是把《周易》定性为占筮书了。一些人虽然一面说《周易》虽是占筮之书,又一面说《周易》内容有其哲学思想。这已然是受《系辞传》对《周易》亦筮亦理说法的影响。自己国度里产生的一部书籍从古到今是众说纷芸,连此书的性质都弄不懂,在世界的文明史里,可以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而这部书在中国的帝王时代里,并无争议,始终是做为帝国政治文化的诸经之首而尊奉着。而到了近代以来反而把一部《周易》说成是卜筮之书,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了一部筮书,统领指导了二千多年,这岂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奇怪现象。就是当今主流话语权者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也不是已定的铁案,已知是一则千古“冤案”。
自家里的事就弄不明白,不知翻译到国外要变成个什么样子面目。难怪就连西方近代的大学家黑格尔在讲述东方的哲学时,所讲到的《易经》(《周易》加《易传》)也就出现的是错误说法。导致黑格尔不能正确理解《易经》,不是黑格尔的错,而在于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周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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