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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太宗皇帝也是当之无愧，他对大汉帝国的意义，是要放到历史高度来谈的。如果说世祖皇帝是帝国真正的奠基者，那么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实筑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间不懈的匡政明法、改兴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汉能够以一个强盛而平稳的姿态，走过帝国百年。
上承开宝，下启建隆。这便是历代帝国史家名臣们，总结而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并且在建隆时代也逐渐远去的正统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国的权贵们）的心目中，帝国日益高企。
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除了太宗皇帝，他们没法再找出一人，来与世祖皇帝“打擂台”。
而对范仲淹来说，小到禁止官僚乘轿，中到盐铁整顿、茶糖专营，大到土地清丈，没有一件事能顺顺利利办下来的。
尤其是后者，进入正统时代后，帝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随着的，却是地税的逐年减少，是相应税制措施的贻怠与失时、失效。
为此，在正统八年的时候，范仲淹正式启动了，再一次对全国田亩数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内部都争议颇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为此事，无数功臣勋贵、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刘维箴那里诉苦，不过，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推进了。为此，范仲淹虽然自朝中简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进行监督巡视，但效果显然不佳。
最终，这样一项攸关国计的政策办法，还是以失败告终，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没有哪一道、哪一州、哪一县是准确的，甚至于，比起建隆末期时籍册上的数据，要少了将近一成。
很怪诞却真实的一种现象，不到十年的时间，大汉帝国在册土地，竟然少了一千多万亩，就仿佛被一头可怕的饕餮巨兽吞噬了一般
在持续了将近两年之后，清丈行动终于随着政事堂一道制令，彻底宣告停止，各地“清丈使”们也都被召回。然后，其中有不少人，都因为贪腐、受贿、渎职、枉法等罪名受到攻讦问罪，把范仲淹也连累得十分狼狈。
范仲淹想做的、尝试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与一致性。但为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根结底，权威不够。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强，道德品行上更为世人敬仰，但是，对于帝国真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大汉的胙肉，还轮不到你范希文来分。
实事求是地讲，有些政策举措，帝国“三皇”都需要以大魄力、大毅力来推动、落实、监督，范仲淹虽然被委任为尚书令，但来自皇权的支持力度，是很微薄的。
毕竟，皇帝刘维箴信奉的是“垂拱而治”。而范仲淹的这个“淹”字，最终却淹没在帝国的权贵阶级中，根本挣脱不得。
对于这些，在执政四年之后，在屡次失败受挫之后，范仲淹已经有所体悟了，并且为改变了一些作风。
正统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年的，因为河北地区连年的旱灾，大汉帝国终于又爆发了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叛乱：王则起义。
范仲淹不得不将精力从“自我革命”，转移到“镇压革命”上。同时，由于心态的变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说，他的目标变化了。
他不再尝试去触动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国权贵们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从自己的道德忠心出发，为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实事。
但是，这种变化，
对于其他权贵阶级、政治团体来说，有些太晚了，数年积压的矛盾，也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除非范仲淹下台。
执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大贤，受到许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后，随着一项项政策，一道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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