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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轻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浙中学派，还是泰州学派，殊途同归，都有逃避现实的思想在里面。这样思想主导，国家和士大夫怎能谈得上锐意进取，如何去解决国家的重重积弊？
那么“由虚返实”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但如何去做呢？琼林社的同仁们，开始了长时间的苦思与讨论，最终达成一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将实学的思想引入王学，或者说挖掘阳明心学中的实学思想。无论哪种思路，都是一个目的，将心学与实学结合起来，构建起“实心实学”思想体系，最终将王学由内圣之学转向外王之道，并由此去挑战传统的势力。
这时候，琼林诸子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成为了朝廷的官员。期间徐渭曾经想弃官不做，专心构建“实心学”的思想体系，却被沈默劝阻道：“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思想学术运动，是无法真正作用于现实政治的。”所以他主张应该积极从政，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不脱离实际的思想体系。
之后十余年间，七人聚少离多，天各一方，虽然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但脱离集体之后，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还是相继创立出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沈默之外，当数徐渭和孙鑨。在沈默将各位同仁的观点汇总起来，创立出实心学的完整体系前，这二人已经创造了较完整且具有指导性的思想体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仅以一篇八股，便侧身学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钤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一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治这种空疏学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
孙鑨在山东，深受孟子学说的影响，他尖锐地批评了“儒者不言事功”、“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小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的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一带”的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
孙鑨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谈心性必强调事功”的学说，与心学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统一起来。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见，必需实功，无它。”并将“良知”落实到治国的实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反对空谈，反对浮夸，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
其余的诸子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空疏之弊，全面地论证了知与行、心性与事功、性德与性才、修身与治世、讲学与从政诸方面的统一，为沈默完成由重在内圣之学转向重在外王之道的转化，最终建立起实心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实心学对阳明心学的修正与转型，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修正了危害最大的“现成良知论”，批评王畿、王艮及他们的学派，都将心性本体讲得太轻巧、太简易，以至于很难避免玄荡、放纵及空疏之弊的滋生，背叛了王学“致良知”的根本大法。
第二，对本体与功夫关系的重新梳理。主张“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这也是对王学最大的修正。王学法决“四句教”，便大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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