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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多则民安，民安则国克富。
然后，在“不论出身”的原则基础上广求贤能。他在署吏部事后，便责令所属司官廉访贤才，并将孰贤孰能登记造册以备用；又授策天下有司曰，还要求地方各州府大力发现人才，但系贤才，则出身皆不必论，必与推荐，不得故意遗漏。
接着，对初选出来的人才加以培养。高拱说：“朝廷用人，必先养人，若无养之于先，则用之亦充数而已。仆诚欲养于未用之先，以辨其才；乃用于既养之后，以充其任。”他的主张是，将前一步初选出来的人才，先放到各衙门或地方任属官，使其积累经验，朝廷也好辨其贤否，根据特点，委以重任。
还要对培养好的人才，因人授职、人尽其用。高拱说，不同的人才品德、能力各不相同。就像人的五指，大小长短截然不同，却都有用处，关键是将这些人，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去……他把人才分为三档，德才兼备者为上，有德微才着为中，有才微德者为下，但都可称为人才，具有所用。他认为各部门在使用人才时，关键是要“量才使用，扬长避短，用其长则可尽其才，而事可成。若违其长而用其短，则鲜有不败者”。他还提出，以才气胜者，用以处理繁杂的事务，以道德胜者，用以担任科道风宪；而正印宰治之人，则非德才兼备者莫属。
而且，在对官员的处罚上，要区别大节与细微，不因有细微之过，一时一事之时失弃之不用。这也是高拱反复强调的用人政策。在他看来，人皆有过，无过之人是不存在的。那些所谓无过之人，不过是没有具体做事罢了。一旦具体做事，其过必出。
所以高拱要求对“细微之过”持宽容态度，要看其大节，对其过失做具体分析，要求“纠劾官员，务要详审较量，除官守大坏者照例纠处外。对于才能胜任但举措失当者，当略其微；对于德行稍瑕，但已经改正者，不问其旧过，俱要曲加保全，以图共济。至于昏庸靡弱无一可表见者，虽然操行履历没有过错，也要核实照“罢软”事例议黜，以免妨碍贤者上升之路。”
并且指出，因为德才兼备者毕竟是少数。如果一味的求全责备、既往必咎，使幡然悔改者无路可投，只能徒让庸儒自保者充任，朝廷又靠什么人去建立事功呢？
同时，着重选配好要害部门的正官，以及地方守令。所谓要害部门的正官，包括首相，吏部尚书，左都御史。高拱说“要得治天下，只在用人。用人只在三个人，一个首相，一个冢宰，一个台长。首相得人，则能平章天下事务，件件停当。冢宰得人，则能进贤退不肖，百官莫不称职。台长得人，则能振扬风纪，有不法者，率众台纠治之，而政体自清……然这三个人中，尤以首相为要。”又说“守令之贤否，关系到生民休戚。使天下守令得人，天下太平矣。
他还对上述官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了论述。如宰相，其人“必得心术正、德行纯、见识高、力量大、学问充、经练熟者，方可为之。若不试以事，徒取文艺，不拣其才，徒俟资历，则岂能遂为百官之师，平章军国重事而无舛乎？”又如州县的长官，他要求不但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从进士、举人中挑选，还要有年龄限制，“须有精力者乃可为之，五十以上，不得为州县之长”。还要求具有一定的治理社会的实际经验，他说“州县正官若以初任者为之，彼其民事既非素谙，而守身之节、爱民之仁、处事之略，漫无考证。乃即授以民社，待其败事，然后去之，而民亦受其毒矣。”要求不对初次任官者，授以州县正官之职，以免其误民贻害。
以及，要储备人才，建立主要官员的梯队。他在奏疏里述其事说：“盖用人不在用之日，必须预为之计。官之职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之宜于此者每二三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则天下虽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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