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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利用邸报,再次阐明了自己改革的理论基础“经权改革论”……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有其理论基础,以此论证改革的必然性、合法性。而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不可能持久。
其实早在嘉靖四十四年,高拱主持乙丑会试时,便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个关于,政治调整和政治改革的“经权观”。主要是通过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宋儒的“权即是经”说和“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创造性地阐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和“权也者,圆而通者也”的权变理论,并通过对“无时无处,无非权”的权变普适性问题的论证,明确提出了“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政治改革论。他的包括权变改革思想的《程士集》,当年即刊刻成书,公诸于世,影响很大。
简而言之,高拱的“通变达权、更法趋时”的政治改革理论,本质特点就是强调通变——改革。而且经过数年的讨论和传播,已经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影响也称得上广泛深远。
其二,高拱在隆庆改元之前,便已经提出自己带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但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政权,贸然提出具体施政方略,显然是自找没趣的。所以在这篇纲领中,高拱的侧重点在于揭露当时的陈规陋习,条列为“八弊”:即“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诿”、“党比”、“苟且”、“浮言”。这些积习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八弊流习于天下,非惟不可以救患,而患之所起实乃由之。”但高拱坚信吏治可修,诸边可靖,兵弱可振,财乏可理,这就必须使用“抉肠涤胃之方”,“剔蠹厘女干之术”,大力进行整顿改革:“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嫉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苟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售。”
这一改革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凡事核实,以法治国。“八弊既除,百事自举”!只有破除“八弊”,才能拯救危机,扭转颓势,达到“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目的。
起复后,高拱本想再上一道条陈,阐述具体的建设性条目,但在看了张居正新鲜出炉的《陈六事疏》后,认为尽陈自己的胸臆,便没有再多费功夫,并把张居正视为同志。
最后,高拱在自己执政之后,将改革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也就是他接连所上的十几道奏疏。把这些奏疏简单的归纳,便可清晰的看出,这些改革方案,包括了大明的行政、财税、司法、军事、水利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套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因袭虚浮、陋弊山积的严峻局势的整顿改革建议。
而在这其中,又以三件事最为重要,吏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税改革。高拱自己担纲吏治改革,把军事改革的任务交给了沈默,财税改革,则是张居正的任务。至于高仪……总得有个负责日常事务的不是。
为什么说这三件事最重要,道理很简单。大明天子守国门,军事始终是第一位的,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打仗就是烧钱,没有钱怎么打仗?至于吏治……高拱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又有个名字叫《除八弊疏》,除的就是官场诸病。高拱十分清醒,再好的改革方案,都需要官僚队伍去具体执行,如果这只队伍本身的问题不解决,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唱呲了。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为人诟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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