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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侃侃而谈：“舟记者，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吧，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说去看话剧，一个老教授问我，“你去看什么？”我说去看人民剧院新排的话剧。老师说，看看也无妨，不过看完之后，十年之内就也不用再看了。
“话虽刻薄，可确实如此。人民剧院全都在模仿老一辈艺术家演《茶馆》时候的样子，用一种过分的、修饰过的钱州话，一种冷漠的、带点优越感的民国腔，表演着一些现代人、全国人民刻板印象中老钱州人的样子。
“他们说这是继承传统，要我说，这是不思进取。他们找到一个模式一直重复，这是投机取巧，或者说是懒惰胆小。
“他们只想着怎么努力维持曾经的辉煌，延续曾经的艺术风格，却害怕面对市场，害怕面对电视、电影和网络的冲击，害怕面对年轻观众的检验。
“真正的艺术家到死也要不断否定自己，到死也要不停探寻，可是他们并没有，他们还拿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来筛选创新求变的人。
“符合条条框框的，就是他们眼里的好作品、好演员，不符合的，就不是好作品，不是好演员，岂有此理？
“事实证明，话剧行业的萧条，与传统话剧行业的一成不变有直接的联系。
“他们的创作进入了死胡同，不得不面对“演一场赔一场、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的尴尬局面。
“追根溯源，最大的症结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与生活脱节、与时代脱节。
“他们说我们的作品没有做到三贴近，事实上，真正抛弃三贴近的正是他们。
“还有，他们重复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吗？错！他们排演的作品，总会给人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老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里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悲凉”为其核心美学特征，无论是宏大的国族叙事，还是个人的家长里短，总难以逃脱“悲情”的整体氛围。
“老艺术家们所出演的角色，尤其主角，往往忍辱负重、背负着崇高使命或沉重枷锁，深沉、忧郁，抗争而又抗争不能。《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如此，《茶馆》里的常四爷如此，就连“翻排”的哈姆雷特、索尔尼斯、万尼亚舅舅也是如此。
“舟记者，你就职文艺报，接触的也都是圈里的人，你应该有最直接的感触，时代变了，观众变了，审美也已经变了。新观众们未必喜欢那样的题材、角色和沉重的、悲凉的主题。
“我创作和排演《夏洛特烦恼》就是要打破“套人”的条条框框，从观众的需求、时代的特点出发，为话剧找出路。而且必须要找到出路，为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
“人民剧院的导演和演员们想活下去不难，国家养着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活下去。
“我们不行，要不是我创作的《夏洛特烦恼》，开心米花话剧社已经散伙了，活不下去了。
“正因为我创造出《夏洛特烦恼》，才从一个热爱话剧的大师姐那里筹集到20万经费，《夏洛特烦恼》才得以排演。
“对了，说句题外话，大师姐看到我的剧本，主动要求出演剧中的一个角色。
“师姐的老公是煤老板，她是阔太太，养尊处优，本来不需要抛头露面，为什么还主动出演？
“因为她被这部话剧所吸引，跟那些故纸堆里的话剧不一样，跟条条框框束缚下的话剧也完全不同。师姐和我们断定，这部话剧必定大卖。
“事实证明了我们的预测，请来的记者交口称赞，新奇、有意思、好玩、接底气、洋溢着时代气息，像看陈佩斯和赵本山的小品。
“这些记者们此前根本没看过这样的话剧，这才是他们浓墨重彩、加力宣传的原因，而不是为了三四百块钱的车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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