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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小花打电话的樊警官是成都市公安局西开分局的。余以为在路上和樊警官取得了联系，介绍自己是徐晓华女士的律师，可以代理徐女士处理一些法律事务，并希望能与樊警官交流一下案情。
樊警官很客气，说调查时需要和徐晓华女士本人面谈，如果是可以由律师代理的事务可以由律师经办，但询问当事人是必需的程序，律师不能代替当事人回答问题。而且在电话中无法确认余以为的律师身份，也无法确认余以为取得了徐晓华女士的委托，所以也希望余以为和警方当面沟通，电话里不便谈论案情。
余以为表示理解，自己会按照樊警官的要求办。双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余以为和警方的这次交流就此结束了。
余以为又和翠花通了几次电话。两个人商定了小花停车的地点，并且在停车场附近余以为预定了三个房间。
西安到成都八百多公里，全程高速公路。除非堵车，在途时间是可控的。
小花的车开的很稳。从猴桥到西安，她已经掌握了跑长途的一些门道，节奏掌握的很好，也不再逢服务区就进了。
幸喜路上没有堵车。后半夜三点，车进了成都。
在停车场把车停好，余以为早已等在了那里。
小花最后检查了一遍车况，确认没有问题，然后由余以为领着去宾馆。
半宿无话。第二天一早上班时余以为给樊警官打了电话，确认时间地点，然后三个人去了西开分局。
樊警官的意思是先给小花和翠花做笔录，然后再和律师沟通案情。余以为叮嘱二人一定实话实说，记不清的就说“警官请给我一些时间回忆一下。”还有，一定只陈述人的行为，不给行为定性，也不猜测人的动机。比如不要说“他骚扰我”而要说“他向我竖起右手中指，嘴里说着什么什么”。
到了西开分局，见到了樊警官。樊警官安排其他同事分别给小花和翠花做笔录，让余以为在接待区等待。
过了两个小时，小花和翠花先后出来了。
“怎么样？”余以为问。
“嗯，实话实说。”小花说。
“俺也是。”翠花说。
“有没有提到刀？”余以为关心这个。
“问了。”小花说。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车上有一把刀，是我防身用的。一直放在车上，以前从来没用过。”
“然后呢？”
“然后警察问我，刀现在在哪儿？我说在车上。”
“嗯。”
这个时候有个年轻的警察过来喊余以为：“您是余律师吧？樊大队请您过去一下。”
“好的，谢谢。”余以为背上双肩背包跟随警察进入办案区。
见到了樊警官。樊警官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翻看询问笔录，见到余以为来了就招呼余以为在桌前沙发落座。
余以为坐下后，发觉沙发很矮，自己比樊警官矮了一头还要多。这是警察办案的惯例，让对方比警察坐的低，在气势上就压迫倒对方。余以为见的多了，不以为意，掏出律师证和小花的授权委托书交给樊警官。
樊警官看了看，留下授权委托书，把律师证还给了余以为。
“余律师好，做笔录之前有没有给当事人辅导啊？”樊警官问。
“没有。我告诉她们实话实说，一定要配合警官办案。”
“嗯，她们的笔录做的很好，很完美，请了律师就是不一样。”樊警官笑着说。
“是当事人法治意识强，遇到纠纷知道请律师。”余以为说。
“这么说余律师认为这是民事纠纷哦？”樊警官说。
“我对案情还不是很了解，这不就来请教樊警官嘛。”余以为说。
樊警官说话很和气，就给余以为介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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