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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制的争端，实际上从成祖迁都开始，就一直持续。
正因为这种无法决定下来的争端，才使得大明直到英宗六年才正式定都北京，之前一直都称其为“行在”。
意思自然就是皇帝率文武群臣暂时驻扎的临时首度。
自英宗六年正式定都北京之后，一直都没有取消南京作为首都的合法性，朝廷将其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时人也称“南都”。
因为北京是太祖所定之都，它名义上的政治地位重于唐代事实上的“东京”洛阳，但实际的地位却不如唐代的洛阳。
因为唐代洛阳和长安相距不远，一些皇帝，特别是改国号为“周”的武则天，曾长期住在洛阳，洛阳因此成为实际上的京师。
设两个都城，皇帝可以朝发夕至！
其实所谓“山高皇帝远”对唐代的两京制度不大。
留都北京对大明朝而言，更具象征意义。
然而实际意义不大，崇祯从朱棣在皇明卷宗上的密辛得知，当时成祖皇帝选择北京的原因很多，两京制不过是他的借口罢了。
首先一个，明朝南、北“两京制”形成后。
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北京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南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其实朱由检也觉得该有第二个都城，以备后患。
不过六部和那么多无用的官署只是为了留一个备份的朝廷，实在是弊端大而用处小。
并且这最大的一个用处，在历史上的明末却也根本没有用得上。
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
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
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
这些历朝历代的帝王，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即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
唐代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