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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散文有为而作,反对空谈的***,强调文章的艺术技巧和自己的风格,不能随波逐流,争相模仿,追求自然为文。
他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骋,少不过百字,多亦千言,但分析解剖道理,引物托喻,非常人所能企及!
他有意发明儒家之道,以明道为己任,又屡屡参以纵横家、兵家权谋,他坚持认为用机权可以更好地实践圣人之道,其并非是违背圣人之道。故在《权书序》中,他说:“人有言日: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
他文道兼修,以文行道。
他虽然来自西蜀边鄙之地,但对天下大势却熟稔于胸,对于宋代的社会现状尤其是时政弊端有着全面的了解,无论是宏观的时局还是微观的策略都有自己的看法,于边事更是倍加用心。
他虽在《上皇帝书》中称“天下之事,其深远切至者,臣自惟疏贱,未敢遽言”,但其实这只是自谦之词,事实上,天下之势、天下之事他自有深见于心。针对宋代内忧外患的局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方和御敌之术。
他的《六国论》更是开门见山的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而又指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看似言秦与六国之故事,实际上是大宋与辽金之对峙。
辽金野心,上下可鉴。大宋年年捐钱纳帛,实是走六国赂秦之路!
仁宗时期,内忧外患一直不曾消退。他有感于此,遂作《儿策》两篇,分论政事和军事。《审势》论宋代势强而政弱,弊在习于惠而怯于威。
他自来就是喜好古文,而不喜时文的,尽管他为科举求仕,不得不违心修习时文,但仍然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以致满腹辛酸。而当他真正摆脱科场的束缚,专志于古文后,几年间就卓然自成一家。他这种反对时文,尊崇古文的倾向也深刻影响了他的两个儿子。
他的文立意深远,回环往复。有时候一气呵成,有时起始承接。转换收合又在笔锋之间。
他用笔照应虚实,声调节奏一流,用典比喻更是炉火纯青!
他的《衡论》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发言精警,不落凡俗。《权书》笔力遒劲,骨骼挺拔,以小见大,举近知远,《几策》苦行经营,思想深刻。烦而不乱,肆而不流。
他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也是天下父亲的榜样!
令后世之文人争相自勉,后世之父亲纷纷效仿!
他就是北宋文学大家,思想家,政治家——苏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