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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臣总结的治国之策有五道。”
朱慈烺再次出声了：“在漫长的行程中，袁阁老极少说教，
他只是指着被晒枯的麦苗问我：殿下可知，这株苗若能活，能养活几人？
指着新开的沟渠问：殿下可知，这渠水引自三十里外，为何沿途村民愿意让地？
指着关中耕三余一的耕地中忙碌的百姓们问道：为什么没有人监督，百姓们却能竭尽全力，没有人偷懒，妇孺老幼都想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我刚开始是不明白的，但和百姓们聊的多了，渐渐的就想明白了一些。”
朱慈烺深深的吸了口气，眼中的迷茫变得坚定了许多：“一，粮仓不是数字，是丈量的脚步。
我亲眼看到了有一个县账册上写着存粮三千石，实仓却不足七成。
我学会了不轻信纸上的祥瑞，要信自己的脚底板，唐代的太仓之粟与杨国忠的障眼法绝对不能重现，那里面装的不仅是粮食，更是人心。
第二，赈灾首在不扰民。
我见过最好的赈灾官，只是默默在城门口架起粥锅，不发告示、不令百姓跪谢，
也见过提前将粮食称好，方便百姓快速领取的，
更是见过官员们亲自核对每日领取账册，找寻里甲保长百姓真实情况，尽心尽责；
当然，我也见过最差的，开仓放粮却要百姓自备布袋、自写状纸，折腾三日，
见过放粮时让百姓自己称重，而后抽签核验重量，百姓们提心吊胆。
于是我明白了，仁政不是表演，是尽量减少中间的损耗。
第三，官吏的“贤”与“忠”，要放在饥年里来验证。
我见过地方官饿着肚子与百姓同饮浑水，也见过官员巡查时将自己的带干粮分给路边的病童，见过胥吏在田地里与百姓们一起脚踩水车挥洒哈水。
更见过赈灾时偷女干耍滑、让百姓们自己到粮仓中将粮食扛出来、见过放粮之日提前将粮食送到当地商人手中。
我明白了：未来用人，宁取刚直木讷之人，不取圆滑善媚之人，因为灾难面前，只有骨头硬的人，才不会膝盖软。
第四，从“圣贤书”到“泥腿子书”，
我曾在一个县的社学中听着一个先生给孩子讲课，讲的是《论语》，孩子听不懂，眼睛盯着门外。
先生叹了口气，合上书，开始讲“什么时候种麦子，什么时候种豆子”，孩子们眼睛亮了。
我明白了，父皇为什么要废掉读书人的六大特权，为什么三级教育时要放春假、秋假，社学不仅要教四书五经，更要教“日用六事”——种粮、种菜、养猪、养鸡、算账、识数，农闲时读圣贤书，农忙时读“泥腿子书”。
圣贤书教人做人，泥腿子书教人活命。
不会活命的人，做不了人。”
“第五，用人之策，从“避嫌避谤”到“容错留人”。”
说到这里，朱慈烺的眼中闪现着回忆之色：“我亲眼看见一个户房司吏因为擅开粮仓提前两日放粮，事后被知县怒骂，那个户房司吏被查办，
全县百姓跪在县衙门口求情，户房司吏是为了救我们才犯法的！
户房司吏有没有错，肯定有错，赈灾粮食是定量的，提前开仓放粮就可能造成哄抢以及打乱后续的计划，但提前开，那就意味着有人会熬不过去的。
毕竟计划归计划，现实是现实，寒冷、生病等都需要额外的粮食。
所以，儿臣请求设立“功过簿”，把官员的“救急之举”和“贪腐之行”分开记录，凡是因救人而犯小过的，不列入常规考成，功过相抵，甚至记功。
因为，若朝廷要求每个官员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他们就会只做“不会错的事”，不做“应该做的事”。在旱灾面前，有些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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