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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的光禄大夫倒也不算什么，整个大明两百余年，得到这个荣誉的很多，可上柱国这个称号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这个勋阶的授予原则是理论上授予立有“辅国安邦”不世之功的文武大臣，但明朝重文抑武，文臣极少获此殊荣，武将更难企及。
整个大明一朝中，至本朝只有两位获得这个赐封。
第一位是靖难名将朱能，病逝于征安南途中，追封“东平王”，谥“武烈”，并追赠“上柱国”，这是大明首次赠授此衔，对象是已故的功勋武将。
第二位则是张居正，万历皇帝在其病重时特加“上柱国“勋号以示恩宠，但张居正“力辞”而未受。
并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本朝无文臣受此勋的先例，二是自己已享极荣，不敢再受。
朝廷最终允辞，但这道“授而辞”的程序，本身已证明其功绩与地位足以匹配此衔，在政治象征意义上，他已被视为“无冕之上柱国”。
由此可以看出“上柱国”这个荣誉性头衔的获得之难。
现在皇帝竟然给了袁可立这样的头衔，由此可见皇帝对他的重视。
众人以为圣旨就这么完了，但很显然后续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王承恩的声音再次传来：“朕念耆旧勋劳，实深嘉叹，袁可立所有身后殊荣，已谕礼部备案。
袁可立俟后宜赐葬祭，予谥建祠，并敕建“柱国元勋”坊于里第，仍准入祀贤良祠，享春秋太牢之祀，永光竹帛，尔其钦承，勿替朕命！钦哉！”
呼……
嘶……
听着钦哉二字，现场所有人皆是抬头看向了王承恩……手中的圣旨。
个个都是满眼的震骇之色，继而转变成了羡慕。
之前的四项赏赐，已经是文臣……大臣能获得最高荣誉和待遇了，但没有想到竟然还有最后的王炸。
最后一项内容虽然长，但翻译过来就是：袁可立的功劳已经在礼部备案了，等袁可立死了，朝廷会给他建生祠和牌坊，
且地方政府每年春秋两次，以公费、按官方礼仪对祭祀对象进行祭奠。
要知道，无论是大明一朝还是历朝历代，都遵循“生不立祀，死不夺名”的潜规则。
大臣离任时若仍然在世，原则上不能立即获得建牌坊和春秋官方致祭的待遇。
牌坊（尤其是敕建牌坊）本质上是一种“永久性公共纪念碑”，旨在表彰已凝固的历史功绩或道德典范。
之所以不会生前建造，是出于人还活着，其政治评价可能发生变化朝廷为规避风险，倾向于死后追赠。
诸如张居正死后被清算，若生前建坊则成尴尬。
这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
其次若是允许在世大臣建坊，易引发攀比和结党标榜，不利于皇权控制。
极少数在世元老可能获赐，但通常需满足“功高盖世、年高德劭、皇帝特恩“三个条件，且多为一种“预备性”荣誉。
即便如此，牌坊的建造和落成通常也在其身后。
但这圣旨上写了，袁可立死了就能建造，这正体现了明代荣典制度的精妙之处。
既在当下给予极致尊荣的预期，又将最终评定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或未来的朝廷）手中，确保了对功臣评价的最终控制权。
即便如此，那也是对大臣的最高褒奖，远超之前的四项赏赐。
史书会记载前四项，但读史书的又能有多少呢？
但生词和牌坊就不一样了，大明王朝不灭亡，这两座建筑就一会存在，且年年有官府去祭祀。
拆这两座、又或者没有维护好，那就是打朝廷、打崇祯皇帝的脸。
就算是大明亡国了，生词可能会不在了，但牌坊一定会在，新朝敢强行拆除易激起地方士绅和民众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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