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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所“费”之“人工”数量之巨大。然而，在郑国“为间”的真实意图暴露后，秦人的反应耐人寻味。有学者以为:“秦人对经济的重视、对水利的重视、对实用技术的重视，超越了政治偏见，这体现了秦人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开放意识和宽阔的胸襟。”[3]这一论断具有历史合理性，值得相关研究者重视。
如果联系“渠就”实际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客观效果，可以看到秦文化中注重实际效用的功利主义倾向，这一实用理念也体现在对待别国“间”的处理上。《史记·李斯列传》也提到郑国渠事件:“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2]2541韩人“间秦”事件引发秦国上层统治集团对于“客”的真实身份及其意图的空前争论，竟然导致“一切逐客”的激烈后果。《资治通鉴》将“逐客”之议系于始皇十年(前237):“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4]216所谓“游间”，胡三省注:“谓游说以间秦之君臣。”可以推想，类似韩人郑国以“间说秦”“间秦”为使命的“间”者活动在秦国可能是较为普遍的存在。尽管将“诸侯人来事秦者”一律视为“为其主游间于秦”而实行无差别的“逐客”措施固然可能有些反应过激，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在秦活动的“间”者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关东六国为了达成合纵反秦之目的，不仅在军事、外交上结为联盟，而且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大量的侦察与间谍活动。特别是与秦为近邻的韩、赵、魏三国，采取了多种方式以求“弱秦”和“间秦”。
赵国之所以能在战国后期与其抗衡一时，也与一批善用间谍的名将有关。例如，赵奢巧妙利用“秦间”传递假情报，“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2]2445又如，李牧“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故能屡次“击破秦军，南距韩、魏”。[2]2451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趁势进击，韩、赵两国危在旦夕。于是赵国派苏代离间白起与范雎的关系，不仅成功地使秦国暂时罢兵，还使两人互生嫌隙，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白起被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