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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关甚巨。
今本案定为吏员不坐，与理尚有未协，此条应行酌改。”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草案第140条仅定二三等以下有期徒刑，两广巡抚认为旧律贪赃枉法之罪处刑甚严，可至死刑，草案量刑过轻，“将使墨吏罔知戒律，且之事日多，似于吏治不无妨碍”，它还认为草案第260条吸食粉档罪官民无别不妥，应该重罚官弁而轻责平民。
说的什么，懂的都懂。
湖广巡抚签注则对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告状不受理罪提出异议。
认为官员不受理举报，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而应予以严惩。
“查现行律例告状不受理，如告谋反、谋叛不即受理掩捕，以致聚众作乱、攻城劫掠者处分甚严，所以杜萌乱而儆溺职。
现在沿江一带，伏莽甚多，或倡言革命肆无忌惮，设或有以此等事情告发，不即受理捕治，致生厉害治安，实非浅鲜。
本条罪仅四等徒刑而止，未免轻纵，似应酌量加重。”
但那时候的大清皇室，对以上修正案意见，全部没有采纳。
传统法律，固然给予了官吏，以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但同时意味着，比凡人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惩处，就此意义而言，传统法律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是相对公平的。
草案按照近代法律精神，剥夺了官员的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同时也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单就法理而言，这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未尝没有道理。
但揆诸华夏历史与大清如今的现实来看，胤祥看到大清行政运作，从来就和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朝廷始终是大清社会的核心，官员的权力很大，而事实上很少受到行政法规的约束，如果再不在刑法上，就他们的犯罪行为规定较为严厉的惩处，完全有可能对大清、社会和百姓个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而且纵观近千年来华夏官员的管理，官员的各种特权和特别保护事实上仍然存在，但比百姓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惩处，却因法律的取消而取消，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要求普通老百姓个个须有“火眼金睛”，那百姓纳税“供养朝廷”又有何用？这是胤祥最不愿到的。
所以，《大清律例》中对官吏犯罪的规定是有价值的，它能有效的防止因官员渎职而产生的危害超出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
关于贪污贿赂的犯罪，国外发达国家的确很少用死刑来惩处，因为它被视为经济犯罪而性质不是特别严重。
但对于大清来说，由于各种原因，官员的此类犯罪很多，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从来都是普通百姓最恨之入骨的，不予以严惩就无法保证最起码的社会秩序。
现在的《大清律》里对于此类犯罪，还没有很完善的定罪和定罚。
等到大清制度健全，此类犯罪现象减少，自可以与世界接轨，但在目前还不行，对此，胤祥觉得很有必要让建极殿尽快完善对官员的法律约束。
接下来，便是关于债务等法律的完善。
在大清，或者说更久远的朝代，每年因为债务问题，还不上导致被打死的百姓，可真的不要太多。
中世纪的欧洲，为了维护军队和领主家臣的利用价值，债务人监禁和对债务人身体的处罚办法受到了限制。
但是在封建制度处于低潮时，债务人监禁制度由于得到教会的支持和赞美，又很快得到了复苏。
本来，在摩西的法中存在着保护债务人的庇护制度，并且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异教，最终在基督教中走向普及。
但在在公元世纪，这一庇护制度受到罗马法的改造，逐渐走上了拥护债务人监禁和处罚的道路。
如535年发布的新敕法第17号规定，发放债务人的庇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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