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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来了。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样，再给我题写几句话？”
“上次？”萧伯纳显然忘记了。
“上次您写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先生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做谁的门徒，必须独创一格。”黄佐临背诵了几句。
“想起来了！”萧伯纳呵呵大笑，“这是我的话。”
说话间，黄佐临已经打开一本新买的签名册，放到了萧伯纳前面，说：“再给我留一个终身纪念吧。”
萧伯纳拿起笔，抬头想了想，便低头写了起来。黄佐临走到了他的后面。
萧伯纳写出的第一句话是——
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写罢，他侧过头去看了看黄佐临。黄佐临感动地深深点头。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这句话，能让一切中国人感动。
萧伯纳又写了下去——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那么，使未来的盛典更壮观的，将是中国戏剧。
黄佐临向萧伯纳鞠了一躬，把签名册收起，然后就离开了。
二
上面这个场景，是八十岁的黄佐临先生在新加坡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新加坡讲学，恰逢一个国际戏剧研讨会要在那里举行。参加筹备的各国代表听说萧伯纳的嫡传弟子、亚洲最权威的戏剧大师黄佐临还健在，就大胆地试图把他邀请与会。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变成现实，那次研讨会就有了惊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戏剧家郭宝昆先生为此专程前往上海，亲自邀请和安排。几个国家的戏剧家还一再来敲我寓所的门，希望我也能出点力。
他们找我是对的，因为我是黄佐临先生的“铁杆忘年交”。我为这件事与黄佐临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稍感犹豫的不是身体，而是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在等级”。
我说：“已经试探过了，来吧。”他就由女儿黄晓芹陪着，来了。
这一下轰动了那个国际会议，也轰动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长恭敬拜见他，第一句就问：“您什么时候来过新加坡？”
黄佐临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长很年轻，他把“六十年前”听成了“六十年代”。这已使他觉得非常遥远了，说：“六十年代？这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黄佐临先生一笑，说：“请您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长迷糊了，却以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我随即解释道：“黄先生于公元一九到英国留学，路过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长终于搞清楚了，却受了惊吓。
我又接着说：“他到英国师从萧伯纳，那时，这位文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到告别的时候，萧伯纳已经八十一岁。”
部长一听又有点迷糊。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场话语总是太刻板，我想用长长的时间魔棍把谈话气氛搅活跃一些。尽管我随口说出的内容，都没有错。
黄佐临先生在那个国际会议上作了演讲。主持人一报他的名字，全场起立鼓掌。他站起来走向演讲台，颀长的身材，银白的头发，稳健的步履，一种世界级的优雅。
他开口了，标准的伦敦英语，语速不快，用词讲究，略带幽默，音色圆润，婉转堂皇。全场肃静，就像在聆听来自天国的指令。
在高层学术文化界，人们看重的是这位演讲者本人，并不在乎他的国籍归属。西方那些著名的文化巨匠，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作品、学派、观点，却常常说不准他们是哪国人。就说黄佐临先生的老师萧伯纳吧，究竟该算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爱因斯坦呢？……在文化上，伟大，总是表现为跨疆越界。这么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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