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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他自己做起，开始写作《随想录》；
第三，呼吁“讲真话”。
“文革博物馆”至今没有建立，原因很复杂。有的作家撰文断言是“上级”阻止，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试想，“文革博物馆”如果建立，那总少不了上海作家协会一次次批斗巴金的图片和资料吧？那么，照片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脸？揭发材料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签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发，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败恶胜”。因此，他只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随想录》不久问世，一个在灾难中受尽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心灵污渍，实在是把整个中国感动了。最不具备反省能力的中国文化界，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安静了三四年。
巴金认为，即使没有灾难，我们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讲真话”。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软项，也是中国文化的软项。如果不讲真话，新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因此，他把这一点当作反省的关键。
当时就有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发表文章说：“真话不等于真理。”
我立即撰文反驳，说：“我们一生，听过多少‘真理"，又听到几句真话？与真话对立的‘真理"，我宁肯不要！”
仅仅提出“讲真话”，就立即引来狙击，可见这三个字是如何准确地触动了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这与巴金在一九六二年责斥“棍子”时的情景，十分相似。因此，我要对这三个字，作一些文化阐释。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事实上，许多看似“铁证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
历史应该留下一批造谣者的恶名，但是，他们其实并不重要。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是闻风而动的斗争哲学，是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是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复申述的“讲真话”，具有强大的文化挑战性，可视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对巴金的贡献作一个总结了。
我认为，巴金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不妨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反封建”、“争人道
”；巴金后半生，以非小说的方式呼喊了两件事，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讲真话
”。
前两件事，参与者众多，一时蔚成风气；后两件事，他一个人领头，震动山河大地。
七
巴金晚年，被赋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先是全国人大***，后来是全国政协副**。同时，又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但他已经不能参与会议了，多数时间在病房里度过。
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饭的时间。护士端上饭菜，李小林把他的轮椅摇到小桌子前。他年纪大了，动作不便，吃饭时还要在胸前挂一个围兜。当着客人的面挂一个围兜独自用餐，他有点腼腆，尽管客人只是晚辈。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饭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医院的饭菜实在太简单，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轮椅，他轻轻说了一句四川话，我没听清，李小林却笑了。临走，李小林送我到门外，我问：“刚才你爸爸说了一句什么话？”
“爸爸说，这个样子吃饭，在余秋雨面前丢脸了！”
我一听也笑了。
“这里的饭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么？”我问。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汉堡包，他特别喜欢。”
“这还不容易？”我有点奇怪。
“医院里不供应，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买。”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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