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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农业社会的宋朝，国民经济是相对稳定的，国家一旦富了，那就意味着地主阶级和百姓穷了。
因此，变法从实行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这些人的扇动下，民间非议极大。
为了平复民怨，宋神宗将王安石等变法官员贬官背锅，抛开变法派，亲自掌舵继续推行变法。但后期由于对外战争的失利，导致国家损失了几十万将士后，宋神宗大为受挫，最终英年早逝。
在后世的认知里，这次变法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教ke书里是这样记载的：公元一零七六年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依旧坚持变法，但却举步维艰，直到三十八岁去世，其后八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认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史称元右更化。
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司马光等人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以及党争的先河。
可书里却没写，在高太后过世后，十六岁的宋哲宗在元佑九年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右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着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高太后，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时期，为了调和两党之争，赵佶将章惇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补救一番。
当然，在贬斥章惇这件事上，徽宗赵佶报复的可能性更大，只因在宋哲宗去世无子的情况下，选择大宋后继之君时，向太后属意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而章惇则大力反对，他给出的意见是，“端王轻佻，望之不似人君。”
因此，赵佶登基后，完全有动机报复章惇。
可即使如此，有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徽宗赵佶也是变法派，他在位时力图恢复父兄的新政。像大名鼎鼎的女干相蔡京，便是新党中人。
只不过遗憾的是，此时新旧两党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再有就是，蔡京私心过重，与宦官童贯等人勾结，立“元右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女干党。
这便使得赵佶在位期间，非但没能压下两党之争，反而使得两派斗争愈发激烈，加速了北宋的亡国。
但有一个事实，后世却没人提起，那就是在哲宗、徽宗时，二人逐步恢复了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王安石变法的举措。
也就是说，从宋神宗开始变法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的这四十年间，有大部分时间北宋实行的就是王安石变法。
如此，又岂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
后世不提“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这一观点，是由于其变法内容符合是时代潮流，比较先进的，像民国时期实行的保甲制，便是参考了王安石的保甲法。
俗话说的好，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十步要先逝。
王安石就是太过领先所处的时代，才落得那个下场，也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好比真实的历史中，古人对其变法的主流看法都是负面的，南宋、元、明、清四代近八百年中，王安石变法大抵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也难怪历史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是发生金国入侵之事，就算北宋不亡，但也绝不会再有南宋的百年江山。
某种程度上，外敌的入侵促使宋朝内部矛盾趋向缓和，使得外部矛盾成为主流，延缓了宋朝的存在时间。
当然，不管这种观点是对是错，都不能改变穆栩南下的决心。
到了靖康元年年末，穆栩和大宋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凡明眼人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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