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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知上的最大的内在差异，根本就不是是否认为传统君主制度落后的问题，不是会不会考虑大明崩溃可能性的问题。
根本差异在于自己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己这个皇帝父亲觉得他是个大明人。
关键是，自己的中国人的概念很复杂。
父亲的大明人的概念很简单。
在这个世界，当然也有中国的概念，不过此中国非彼中国。
朱靖垣脑子里面的中国这俩字最为直接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名称。
但是这个世界上，在大明文化中的中国“二字”，却不是一个国家名称。
不是神州本土任何族群和王朝的正式名称，甚至也不是非正式的民间代称。
朝廷和官僚们开口就是“我大明”，普通人说话也都是“我们大明人”云云。
中国这俩字是一种广泛的身份定位，基本只在历史和文学研究范围中使用。
朱靖垣记得，在《公羊传》禧公四年有：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可见最初这个词本身是个泛指。
孔子的《春秋》有：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的《原道》有：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和孔子的话，一个是原话，一个是引用，意思当然都是完全一样的：
“诸侯去学夷狄的礼法，那就把他当作夷狄，诸侯用中国礼法，那才能算是中国成员。”
可见中国这俩字也是一个身份标签，用来区分群体内的坚持传统和背叛传统的人。
你这个诸侯用中国礼法跟我打交道，那我就认你的诸侯身份。
你不用中国的礼法跟我打交道，那我就当你是蛮夷。
这个定义和相关话题的热度，与中央王朝的强大程度，基本上是呈反比关系的。
当中央王朝武力和文化盛世的时候，这种话题基本就没有人会去提。
因为基本不存在群体内成员背叛的可能性，出现了也是被嘲笑到死和直接打死的区别。
只有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各种问题爆发出来的时候，才会被拿出来甄别叛徒。
当中央王朝最终灭亡的时候，这种话题就会转向另一面。
元朝的时候，出现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说法。
清朝的时候，有了“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是否“中国”的辨识范围扩大了，从群体内有没有背叛，变成了外来者能不能融入。
现在的泰西各国的学者们，就经常会热烈的讨论这些话题。
他们基本都是坚持双向逻辑的，也就是无论出身是中国还是夷狄，实际的身份是可以通过学习来互相转化的。
这是他们想要成为大明人的理论基础。
现在的大明强盛到了极限，这种话题在大明本国根本没有土壤。
如果一定要出个解释的话，那就是大明朝廷统治的地方，使用大明法律和礼法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反之则不是。
那么大明是什么呢？
相对于泰西，大明是另一个世界。
相对于泰西各国，大明王朝是另一个国家。
相对于泰西各族人，大明人是另一群人的统一称呼。
相对于泰西各国语言，大明雅言是一种语言文字的统一称呼。
这个世界的泰西人，不会用中国代指大明，但是会判断其他人够不够中国。
泰西人学大明的语言的时候，也不会说自己在学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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