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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只能先以“浮斩为负”为由治罪，而后以“整体战果相当乐观”为由赦免。
至于赏赐，就只能按照过去的传统，和东宫两位太后唱一台戏：刘胜唱红脸，两位太后唱白脸，私下给郅都进行一些弥补。
对郅都的“负浮斩”早有心理准备，郅都这封奏报，自然也就没让刘胜感到太意外。
真正让刘胜感到意外，甚至是感到“有趣”“有意思的”，是和郅都这封奏报形成鲜明对比，且立场截然相反的其余两封奏报。
——车骑将军郅都之后，自然就是作为“副帅”的前将军程不识。
和郅都字里行间为自己辩解所不同，程不识的这封奏报就和他的为人一样，突出一个耿直、老实。
从车骑大军抵达马邑的第一天开始，郅都下达了什么命令、车骑大军奉令进行了怎样的调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遭受了怎样的损失，都被程不识一五一十的写在了奏报之上。
写的有多详细？
一封奏报，郅都用的竹简四尺长，张诩三尺不到，程不识却是五尺长的竹简用了足足六卷！
且整篇奏报当中，完全见不到“我认为”“他这是”等主观视角的描述，有的只是史书般的冰冷叙述：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某下达了某某命令；某某奉令而行，做了某某事；某某所部大致杀伤敌军多少人，自身伤、亡各多少人。
就这么一番流水账记下来，程不识最后甚至还不忘做出汇总报告：马邑一战，车骑大军阵亡四千七百三十六人，伤残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七人。
而斩获，程不识则以“目侧”为标准，给出了一个大致判断：匈奴白羊部、楼烦部折损皆过千，以致军心涣散；
折兰部折损至少在三千以上，以至于无力继续攻打马邑，无奈归营歇整。
另外，还有匈奴人向来习惯用于攻城、攻坚战的奴隶炮灰，也有至少三千人以上，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人的损失。
其用词之谨慎、立场之中立，让刘胜的不由为之感叹：李广那二货要是有程不识的觉悟，也不至于落得个“李广难封”的下场了。
总体而言，程不识这封奏报想要表达的意味，也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郅都那封奏报，是郅都在用话术为自己辩解、开脱，稍有些直言不讳的说自己“有功无过”又或是“功大于过”，那程不识这封奏报，就是颇具说服力的论述。
摆数据、摆事实，直接拿事实告诉刘胜：郅都所部的伤亡，并非是因为无能，而是不可避免的伤亡，且也换到了应该换到的东西。
而且，相较于郅都那“我功大于过”“我真的有功劳”的主观视角描述，刘胜还是更喜欢程不识这种委婉，同时又极具说服力的描述方式。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以上就是事情经过，俺不说谁对谁错、谁有功谁有过，数据和事实就摆在这里，陛下自己个儿判断吧？
不得不说，相较于李广那样无组织无纪律，空有一腔武力和“飞将军”名号的无双名将，刘胜还是更喜欢程不识这种近乎机械化的按部就班。
不是刘胜小小年纪，就变成了保守循旧的老顽固，而是皇帝这个职业的特殊性，让刘胜本能的抗拒一些主观能动性过强，且往往无法带来好结果的臣下。
尤其是当这个臣下出生行伍，身为军方将帅，一举一动，便关乎成千上万将士存亡，乃至一场战争胜负的情况下，刘胜对程不识的喜爱之情，便愈发不受控制的膨胀起来。
言归正传：让刘胜感到有趣的，当然也并非是郅都、程不识师兄弟二人的差异。
无论是郅都的自辩，还是程不识委婉的为自己的师兄开脱，都属于绝对意义上的人之常情。
真正让刘胜感到有趣的，是飞狐都尉张诩那封奏报。
在那封奏报上，张诩说了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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