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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大都百姓们的热议却大有燎原之势，生生地将这朝堂正事也给弄出了另一种味道。
这其中传得最广、且也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关于薛允衍与桓子澄这两位美郎君的“不可与人言说”的故事。
许多人都在私下里暗传，道这两位美郎君很可能互相在这些传闻到底只在私底下传一传，并没有人拿它当真。总归那些小娘子们闲着没事儿干，自己瞎琢磨出点儿故事来娱人乐己，也是无伤大雅的。
再者说，断袖之癖、龙阳之好，在今时还算是雅事。那些风流的士子们将这种事拔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大有“男女之事可鄙，而男男之风可尚”的架势。于是乎，这传闻也就甚嚣尘上，一时间也难以禁绝。
相较于外头的这些热闹，身处于风暴中心这几位美郎君们，却皆是行动平常，该上朝便上朝，该对骂就对骂，该挥毫的，自也是毫不留情地挥舞着笔墨，带动一波又一波的弹劾高峰。
自然，那该按兵不动、龟缩不前的，也仍旧躲在宅子里，就跟个死人一样，对外头的动静不闻不问。
便在这朝野上下一片嘈杂之间，中元帝终于憋不住了，亲自叫人传了口谕，命散骑郎桓子澄自辩。
桓子澄被逼无奈，只得上表自辩。而他不自辩倒还好，这一自辩，立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弹劾。
这倒也不能怪言官们不近人情，而是这位桓大郎的自辩委实太过狡猾、太过不像话，什么“愿侍奉家君汤药”，什么“需于家慈跟前尽孝”，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总之就是一副死赖着不肯表态的惫懒架势，摆明了不想去泗水关杀敌，贪生怕死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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