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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离开河东后，相关的民间传闻才走到洛阳。相传，河东堪舆道士丘延翰，常为河东大族寻龙点穴，察风看水。一个意外的机会，丘延翰在友人面前喷水，指点各世家气运；友人不慎，泄露出去，被皇帝无意中听到。据说，各家气运之盛，不亚于皇帝家；言外之意，可能要出不世之材。
皇帝很生气，借机北巡河东，罢天兵、大武军等与河东大族关系密切之军，强化大同军为节度使，镇压河东气运。除此之外，皇帝还让有司，穿山越岭、修筑驿道，截断、削弱各家气运之龙。小道消息称，皇帝派人前去抓捕丘延翰，结果人去家空、了无踪影。
没人知道传闻因何而起，因何而来，也没人有闲心去论证。小道消息而已，当谈资、能解闷，还有什么不满意；弄清楚真假，有意思吗？
丘延翰的确离开河东，不是隐身逃亡，而是秘密前往洛阳，与僧一行、太史监南宫説会面，切磋、研讨天文、地理。
晓月社海商队来往于洛阳、泉州、安南，总体来说，能赚到一些钱，却没有外人想象中的暴利。几年下来，经过观察与了解，李始发现，远航的危险性极高，比陆路的费用低不了多少。这种情形下，海商仅适合于亡命之徒，或航海世家，而不适合大商行。大商行做生意，不怕收益低，最怕收益不稳定；如若收益稳定，才能利用自己有钱、有势的优势，赚到小商户赚不到的钱。
航海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几方面。船舰驶入大海，经常找不到参照物，需要不同于陆地的手段，去确定船舰的方位，确定航行的方向；没有手段，就会迷航，驶入未知海域。
另一方面，航海主要靠风与洋流，推动船舰行走；大海上的天气比陆地恶劣，时常遭遇暴风雨，而从暴风雨中活下来，要看运气。这两点，都需要船工熟悉航线各海域的情况。这种经验，只能靠时间积累，难以从市井买到真实资料。这是航海之家世代吃饭的饭碗，怎么会轻易泄露？
大海多海盗，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船队都是海盗，欺软怕硬是海商的本性。李始不怕海盗，只要海商船队足够强大，护航收钱都是不错的生意。
李始头痛的是海船定位。海商队有一些有经验的老船工，凭经验以及简易的法子，可以确定方位；结果太粗糙，极不可靠。以这样的水平去远航，无法保证安全。
为了这个问题，李始四处打听，结识了几位想走商大海的大商贾。与这些来自各地的商贾多次交流心得之后，众人得出结论，通过观测天象，一定能想出稳妥、可靠的定位办法。民间有不少精通天文的人，而真正的高手，都集聚在皇帝家。众商贾各显身手，通过关系，找到最富盛名的僧一行、太史监南宫説。除此之外，还寻找到几位堪舆道士，丘延翰是其中之一。
这批行家齐聚洛阳，切磋几个月之后，简化现有的天文测量法，配以堪舆定位术，给出一套大海定位法，名之曰：复矩。一行是天文高手，这一年，为皇帝家制作出黄道游仪，可以确定每时每刻每颗星辰的位置。
对于南宫説、僧一行这种大家来讲，航海定位是小事，他们自己要做大事。近些年，太史确定的日食日期，偶有不准，皇帝很不高兴；而常用的历法，也多有瑕疵；两位大家的主要目的是修正历法。对于海商队来讲，除了定位法，还要有各海域的星图。众商贾已经搞清楚，各海域的星图完全不同。
南宫説上奏皇帝，欲于南、北各地测日晷及极星，以修正历法。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年）夏四月壬子，皇帝命太史监南宫説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郎州（湖南常德），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张家口），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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