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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天我和闻涛凑了几百元钱，坐中巴车跑了趟西兴镇。在一爿快倒的危房里一个神经质的中年妇女手里进了两条“白万”（白色万宝路），说是紧俏的“红万”断货。
可能不是熟客，那个肤色黝黑的女人眼里充满着面对两个工商卧底的猜疑。张口就说没有，后来又说了些我们没能听懂的当地土话，看我们还傻站着，亦或辨别出我们不是卧底的某些标准，让我们等着。自己跑到隔壁砖墙已然倾斜的、废墟般的空屋里摸索了一阵，以地下党传递情报的神情拿来一个黑色包裹，剥开几层塑料袋子，两条“白万”才现了真身。
我们拿着黑色塑料袋里的两条烟，来到了柳浪闻莺公园后门的绿杨路上。湖畔宾馆在这里有一个小花圃，是宾馆花卉植物培植、轮换的基地。常年有三爹和二叔护理。
说起这两位足以拍一部喜剧片。他俩都是来自农村，带点亲戚关系，三爹六嗜烟如命，是个烟鬼，但对带嘴的烟嗤之以鼻；且不善酒，喝汽水也会醉。二叔四十八，自称酒神，酒量惊人，每餐必酒；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1961年）喝过酒精掺水，却闻不得烟味，闻到就犯头晕。两人常年住在小花圃里，井水不犯河水，到也相安无事。
奇的是三爹来的那个村庄的男人都是以烟为乐，村头小店香烟品八门，酒却只有料酒；而二叔的村子里无论男女均好酒，小店里各式大曲、佳酿眼花缭乱，烟却只有两种。两人刚来时说的这个桥段差点没把我笑岔气。日常生活里他俩也是笑料不断，这里不再赘述。
我的主意是让整天鸟事没有的三爹和二叔在公园门口摆烟摊。烟的利润约百分十，公园人流量大，可以让他俩拿些提成，我俩该干啥还干啥。闻涛说这个法子好。但我心里隐约觉得让烟鬼三爹来卖烟犹如让猫去卖鱼，总有点不太靠谱。
云嫣的家在天水桥。美国著名传教士、外交官、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1876-1962）故居附近的一条弄堂里，粉墙黛瓦内整个合院都属于她家。
她说那是他们的租屋，至少清末已住在这里。解放后这类房产变更为公房进行再分配，改革开放后又归还了部分，属于私房。但几十年的风雨，建筑整体结构已被改建得七零八落。
大门是后开的，在西面一堵有些年头、气派的风火墙上。进院左侧坐北朝南两层砖木结构主屋，白墙黛瓦，基本保持了原貌。
楼下内外两进客堂，边上各有偏室，楼上三间朝南的作卧室，由木栏连廊相通，相当于一个狭长的阳台。西面两间砖瓦结构厢房，应是后建，是餐厅和客房。坐南朝北三间毗屋分别为厨房、储藏间等。东面一堵粉白矮墙，一扇小门通往墙外的二十几方的小花园，尽头一棵浓密的香樟树，墙边种着爬山虎，中间是几垄菜地。
我绕前转后走了几遍，才大约搞清楚具体的结构环境。这让我开了眼：这不是地主家吗？
还真是。云嫣说他们家以前也属望族，做丝绸生意，解放前上仓桥还有个绸庄是他们家开的。
“早年花园外的房子也是我们家的年代成了公房，只留下现在这规模了。曾经的绸缎庄后来成了集体所有，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云嫣继续：
“当年我爷爷被我曾爷爷骂得要死，说他败了百年家业。但这不能怪我爷爷，时代变了。我的堂伯变卖家产去了东山，去年来探亲，手上戴的是劳力士，钱包里装的都是美金。而我们家，爷爷死后，到我爸这辈基本上连老本也快啃完了……”
没想到她看问题还真犀利。我的家庭状况让我以前从没考虑过这类事情，现在想想我家的发展轨迹正好成了云嫣家的对立面。我父亲出生“贫农”——却赶上了好时候：这在“越穷越红”的年代绝对是一个好标签，不但走出农村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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