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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饭从早点铺出来，三个人头上都见了汗，也不知道是挤的还是吃了热东西的原因。
老六掏出手绢擦了擦脑门和后颈，问小于：“你要不要给家里带点东西回去？”
“要。”小于点点头：“带啥？”
“你想带啥你问我？你俩商量吧，商量好了把单子给我，我叫人去买回来。”
“那直接去买不就得了吗？”小于看了看小张。
“人多，挤。”小张这会儿一副我什么都懂的感觉：“你要是不怕挤你就去吧，我不去。”
“我靠，对呀，”小于反应了过来：“这会儿年根了，那得像榨油似的。那还是老板帮着买吧。……我不知道买啥呀。”
“你就从来不琢磨给爹妈啥的带点东西？”
“琢磨呀，不是从香港买了东西吗？没想过从这还带什么呀，带啥？”小于一脸懵逼。
“糖，蛋糕，……这边还有啥来着？布料？衣服？自行车和手表？”小张数着手指头念叨。
“我还缝纫机呢，越说越不靠谱。”老六笑起来：“你俩家里没有自行车和手表啊？衣服还可以，这边的质量和样式给你们父母的话，比香港货合适。”
香港那边的东西这会儿拿到内地来，就有点太过于新潮了，基本上都是这会儿的内地人不太能接受得了的样式，就像喇叭裤和蛤蟆镜，只有少数年轻人敢穿，然后天天被人骂。
一直等到七、八年以后，这两样东西才算是被大多数人接受，但也只是接受，真正穿的仍然不多。到了八十年代末，国内的衣服款式和颜色已经多起来了。
这个时候，申城的特产，除了响誉全国的工业品以外，也就是服装和糖（含糕点）了，外地人别说吃，轻易见都不见不到的玩艺儿。都是传说。
什么龙须酥啊，各种糕啊，大白兔，等等等等，还有巧克力。
一九八零年，糖还是全国人民眼中不可替代的好东西，高级货，必须品和高消费品。谁能想得到十几年以后大家就开始改用胰岛素了。
事实上，糖只是背了锅，用不用胰岛素和它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外资本开始大举进入，外国人来教我们怎么洗头，怎么抹脸，怎么穿衣，吃什么油吃什么肉，教我们怎么种地怎么施肥。
他们甚至无私的提供了各种种子，不种就要被罚款处罚，然后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食品安全问题，各种病像吃了***一样开始活跃。
然后他们又教我们应该怎么样治病，教我们要相信科学。他们自己天天祈祷上帝。
我们蜂拥而上乐此不彼，学会了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生活。万古长夜里亮起了明灯，我们有了信仰。
“那买点啥？”小于问小张。
“买啥呀？”小张也迷糊。
“家里都缺啥？”老六问他们两个。
两个人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家里到底缺啥，小于是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差，小张是这段时间该买的都买差不多了。
事实上这会儿一般工人家庭真不缺啥，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大件儿该有的都有了，而吃穿用方面是社会性问题。
这回从香港回来电视机也都带回来了。冰箱和收录机这会儿不是必须品。
这么细一琢磨，还真没有什么好带的。
“行了，我叫人准备点东西就得了。”看他俩那费劲的样儿，老六把事情包揽了下来。
其实出门给家里带东西这事儿本来也没什么标准，也就是那么个心意，出门了，带点不一样的东西回来让大家看个新鲜，吃个新鲜，表达的是一种牵挂。
真要讲孝心把钱给家里比什么都强，或者给家里搞点紧俏票据，那才是实用的东西。
像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缝纫机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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