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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邵,字孔才,魏朝广平邯郸人,学者。受诏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纂为《皇览》。又与议郎庚嶷、荀诜等共同制订律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魏废帝时,专事执经讲学。所著《人物志》是古代人才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与古代人才学的关系,犹《文心雕龙》之于古代文论,可谓空前绝后的巨著。以专篇方式讨论英雄,并在全书其他多篇中也涉及英雄,这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尚属首次。刘邵对英雄问题的研究及对英雄概念内涵的精辟阐释,具有创举和系统总结性质,代表了魏晋时代英雄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思想史上,刘邵首次从语义发生学角度阐释英雄概念。《英雄》开篇指出: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揭示了特选以自然界之英与雄搭配铸成英雄概念的必然理由。古代人物品格褒词的语义生成,多遵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主要从人和自然两大方面取法。早期一些人物品格褒词较重凸显人的原始本能与兽性力量,而在演化过程中,重视人文进化成为重要趋势。如圣贤概念就特别强调文明化育。而在圣贤观念深入人心的封建时代,英雄一词虽也取法自然,但却不选取自然界某种具体的植物如桃花、杏花,或某种具体的动物如虎、豹等,而是直接以具有概括、抽象性质的指称自然的类概念,即植物界的英&ash;&ash;草之精秀者,与动物界的雄&ash;&ash;兽之特群者搭配为喻,强调英雄就如同植物界与动物界的杰出代表英与雄可为自然界的最高层级代表一样,是中华民族最高层级的全面代表的意义。可见,英雄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超越早期视自然物为恐惧、神秘的认识阶段,由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逐渐走向亲和,表现出相当自信的产物。至于英雄概念的语义蕴含与现实英雄人物往往具有矛盾性,正好说明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以理想眼光看待英雄,期望在圣贤概念已趋衰微,无能为力的时代,英雄能够真正安世济民,创造天人亲和、文明昌盛的太平盛世。
从推崇兼善型人才与封建王朝以文武立国的思想观念出发,强调英雄概念的核心内涵是:具备文武兼善的全面性能力。刘邵指出英雄是一个完整概念,英与雄二者不可或缺,不能割裂开来看待: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各须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他并采取极为严密的反、正括论,正、反分论的论述方式,详尽阐述何以如此的原因。首先以反论方式指出反、正括论。
刘邵还以实例系统归纳英雄的四种类型。即以必聪谋能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的张良和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的韩信分别作为偏重于英和偏重于雄的两种人臣英雄典型,以体现在维护封建王朝的前提下,希望英雄以其文、武才能做帝王的股肱之臣的普泛文化心理;以刘邦、项羽作为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的两类创业英雄典型。当然,刘邵也有意回避了英雄与天命、道德的关系问题。一是衡量英雄自以才能为标准。二是避免触及现实敏感的天命有无问题,也就是创业英雄改朝换代的合法性问题。
考虑到刘邵写作《人物志》已在由曹爽专权的齐王芳正始时代,卧兽司马懿正虎视眈眈,弱主危臣的曹魏政权又走到了与汉末依稀相似的情境,一个新的历史轮回又将重现。如以刘邦为圣贤,不但会使人联想到创业英雄曹操大成问题的出身背景,也会为新的政治强人提供颠覆政权的口实,作为惯看汉末三国政治风云谲变的曹魏老臣,刘邵岂有忧虑乎?而无论刘邵怎样回避,如果英雄实力直逼圣贤,其与天命、道德的紧张关系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就是无法回避的。
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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