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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
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
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
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
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
如此多军需物资，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
明洪武三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
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
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
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
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
如明永乐年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
万历年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位列第四。
如此看来，输粮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
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纷纷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买粮换引大费周折。
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
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
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
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
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
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
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
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
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
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
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
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在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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