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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国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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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自残之弑父-国盗之十三姬宜臼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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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狭隘的民族论来评判,姬宜臼就是当时周族的民族败类“周女干”,这无疑使他成为后世汉女干们的榜样;其苟且手段时石敬瑭,他虽然比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年长十岁却称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借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之助建立后晋;一如袁世凯签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勾连日本称帝,一如溥仪勾结日倭建立满洲国,一如汪精卫媾日所建立的汪伪政权。姬宜臼的弑父逆行完全摧毁了周朝从文王至周公,制定的国家道德文化《周礼》,姬宜臼的媾敌篡权使周朝从此衰落,并陷入二三十年双王并立国家分裂的混乱政局中,而姬宜臼把国都从镐京东迁至陪都洛邑,更是丢掉周朝祖宗们起家、发展、生存的根据地——富庶的关中地区,导致周朝失去了立足经济之本,《礼记》上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中央政府失去了自留地根据地就失去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周朝中央政府此后只能苟活于诸侯国的夹缝间,直至最终消亡。宋苏轼在其《平王论》中痛骂平王东迁的行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苏轼在文章里主要说明两点认识:其一,土地是根本,不可轻易失去。其二,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继续维持就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士气。平王东迁,就是在向敌人示弱,无疑是在表明整个国家已经失去了战胜外敌的信心——这是最致命的!所以苏氏在文章中总结历史而强调:“其余避寇而迁都者,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即历史上那些为躲避敌寇迁都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即使不灭亡也就再也不能振兴了!周平王与犬戎的媾和所影响的又何止关中地区,戎狄此后趁机大批浸入中原地区,“伊川披发”这典故即来源于东周辛有大夫慨叹戎狄内侵悲痛心声。此典讲的是当周平王刚东迁入洛阳时,大夫辛有来到伊川(在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县境)这个地方,看见有人披发野祭,他不禁哀叹中原地区风俗时间不长就会改变,戎狄异族就会入主于此,华夏道德仪礼也会面临存亡。果然到了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秋天,秦穆公与晋惠公为扩张各自领地,诱迁大批陆浑戎来到伊川。后人就把“伊川披发”作为异族入侵国难将至的典故。原典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辛有周朝大夫,伊川地在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县),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南北朝时期的庾信有一首《哀江南赋》:“湛卢去国(湛卢,春秋时欧冶子所铸造的宝剑名),煌艅失水(艎艅,多作艅艎,舟名)。见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矣。”也是在慨乱华对中原地区的冲击。自西汉《史记》提出“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的历史性结论两千年来,此论调一直为后世学者所遵循,直到近现代一些学者才对史迁说提出异议,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就指出:“《史记》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据《诗经》等古文献反映,“周二王并立”时期天下陷入一片混乱:“正大夫离居”(《诗雨无正》)纷纷“出走”(《吕氏春秋疑似》),“天下诸侯于是更相侵伐”(《雨无正》郑笺)。洛阳成为东周王室的偏安之地,社会风气日益堕落,如《史记•乐书》:“郑卫之音,Yin秽之音也。”《汉书•地理志》:“(雒邑)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从而注定东周的灭亡之路为时不远。

    宜臼媾敌弑父乱国行为,使中华民族第一次进入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军阀割据时期。“春战国七雄”即对当时诸侯交征的最好总结,孟子的“春秋无义战”则是对当时战争性质最佳定性,所有这一切皆拜姬宜臼这个国盗所赐。周平王在以卑劣手段夺得统治权后,在其为政期间,为保其王位换取诸侯国的支持,更是向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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