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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国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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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变私有窃国为家——国盗之祖宗夏禹(约公元前2208-2198年)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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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路,并早在自己去世前即1974年即指定金正日为接班人,金日成比大禹无耻露骨许多,相比而言禹要比金日成含蓄很多,毕竟禹还曾象征性的指定了两个异姓接班人以混淆视听,但他们所做的结果一样,把老一代革命者改革者用血汗建立的禅让制以及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成果彻底葬送,盗人民之天下为其一家之天下。此二人不仅是偷盗国家之大盗,更是国民精神理想、精神支柱之国盗,他们用新的私有制思想偷梁换柱,以求对百姓洗脑而禁锢之束缚之。禹启父子用“甘誓”思想,金日成父子用“主体”思想以引导民心所向。但是大禹是氏族公有制向奴隶制私有制转变,是一种二次创新,前无古人,私有制从某方面刺激、激发了以家庭为单位或个人的潜能,一段时间刺激了社会生产力,故夏朝可以有四百三十二年的统治。而社会主义本就脱胎于几千年的私有制,它以消灭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压迫等等思想为己任,因此金家王朝的做法等于倒行逆施,是历史的倒退,因而它更有可能与东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同流合污,相同的利益坚守是其苟合的必然因素,当前虽为我盟友是因为其尚未完全演变西方尚有抵触,一旦沟通利得就会生变,此不可不防。相比,仅以国家体制而言,我们就不会太过责怪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和逃到我国台湾的“校长”蒋介石了。以民主选举掌权的李光耀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国起,担任共和国总理,至1990年11月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把最高权力以民主方式“禅让”给精心挑选的继承人由吴作栋接任。果然吴作栋像当年的伯益一样,后即2004年吴作栋又将总理职位交给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实际上李退而不休一直在幕后左右新加坡政治,1991年9月任总理公署高级部长,1997年1月任内阁资政(总理公署),2001年11月连任,直至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在自己儿子继承王权7年后,看到儿子江山稳坐自己才心满意足的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实际上他是在效仿“周公”的做法。新加坡绝对属于国家典型的个特例,其国家模式为名义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既不是君主立宪制也不属于共和制,因为一党独大,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家天下的改良版。资本主义是外衣,就如同剥夺了日本天皇的王权确让他世代掌管首相权利,西方国家因此对他的专制也不买账,所以他始终提倡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就是家天下、家长制的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李光耀因此也一直对西方国家对他专制的批评不加理会,认为西方民主不能强加给亚洲人民。李光耀与李显龙之关系就犹如蒋介石与蒋经国之关系,祖籍广东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作为中国汉族客家人后裔的李光耀难以摆脱封建思想对其的精神世界束缚,难以摆脱其家族对权利的贪欲,更难以摆脱传统儒家思想对其的影响,也因此他1994年10月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在其独立后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私有制新加坡不得不与西方媾和,比如本已脱离英联邦的新加坡,又于1965年10月又加入英联邦。一旦中国同西方国家冲突,其虽同为华夏儿女其必然会铁心投靠于西方,而中国与西方和平时期,其又必然打中国牌来维护他的国家利益,其实李光耀心里根本不相信西方鼓吹的理论,他骨子里、心里害怕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理想,正是因此他曾像蒋介石一样大肆绞杀和他曾经是盟友的新加坡***。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之所以讨厌***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实际上他是做一套说一套,他管理新加坡靠得就是领袖集权,进而实行的是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做法,其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李光耀本人的两个儿子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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