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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面上伸展开来,像一棵被从天上扔下来的、被压扁了的、巨大的棕榈树。帆船酒店在远处孤零零地站着,像一个被遗弃在海上的、正在等待救援的白色贝壳。
夫人看着窗外。她的头巾已经掀下来了,露出黑色的头发和那张年轻的、光滑的、被太阳晒成浅棕色的脸。
她的耳朵上戴着那对金耳环,脖子上戴着那条金项链,月牙形的银片在锁骨之间轻轻地晃动着。
“迪拜变了。”她说。“多了很多楼。多了很多人。多了很多——钱。”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不到半秒。但林锐看到了。
他记下了那个司机的脸——印度人,三十多岁,头发用发胶固定,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没有打领带。他的右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色的劳力士,表盘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土豪金的光。
车子开了大概四十分钟,驶入迪拜金融中心。
街道变窄了,两侧的建筑变高了,玻璃幕墙的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绿色,从绿色变成了银色,从银色变成了金色。
大楼的底层是奢侈品商店——爱马仕、路易威登、香奈儿、卡地亚——橱窗里摆着手袋、手表、珠宝,在聚光灯下像一堆堆被精心陈列的、等待被买走的、闪闪发光的尸体。
林锐看着那些橱窗,想起了十年前。
几前,他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的时候,在免税店的橱窗里看到过一块卡地亚的手表。金色的,方形的,表盘是银白色的,指针是蓝色的。
他站在橱窗前看了很久,然后看了看价格,然后走了。他买不起。他那时候口袋里只有两百欧元,在非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依靠。
他买不起一块卡地亚的手表。几年后,他买得起了。但他不想买了。因为他知道,那块手表不会让他快乐。不会让他安全。不会让他从米歇尔枕头下面的那颗子弹里解脱出来。
车子停在一栋大楼前面。
大楼的玻璃幕墙是深蓝色的,像一块被竖起来的、巨大的、光滑的蓝宝石。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的雨棚,铝制的,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门口站着两个穿着白色长袍的阿拉伯人,腰间挂着弯刀,手里没有枪。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在墨镜后面看着林锐的车。
司机把车停下来,转过头。“雷恩先生,到了。阿拉丁先生的办公室在顶层。他会派人在大堂等您。”
林锐推开车门,走下来。热浪扑面而来,像有人用一把巨大的吹风机对着他的脸吹。他把帆布包背在肩上,走到将岸身边。夫人从另一侧下来,把皮箱提在手里。
O2小队的六个人从后面的车里下来,站在林锐身后。他们没有散开,没有东张西望,只是站在那里,像六根被钉在沙漠里的、沉默的柱子。
“幽灵”的SAR21背在身后,枪口朝下,他的眼睛在墨镜后面扫视着大楼的每一个入口和出口。
“毒蛇”站在他旁边,折叠刀在口袋里,右手插在裤袋里,手指搭在刀柄上。“巫师”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靠在车身上,看着天空。
“香肠”把C4炸药的箱子留在车上了,只带了一个小背包,里面是拆弹工具。“艾瑞克”的狙击步枪留在了拉各斯,只带了一把手枪,别在腰后。
“谢尔盖”蹲在车旁边,系鞋带,系得很慢,系了两遍。“刀疤脸”站在最后面,双臂交叉在胸前,脸上那道刀疤在迪拜的阳光下变成了一条银白色的、像刀刻一样的线。
林肯从海狮里下来,走到林锐身边。他把M4挎在肩上,手里拿着平板,屏幕上是大楼的结构图。
“四十七层。一部电梯直达顶层。没有楼梯。没有消防通道。没有紧急出口。只有那部电梯。和一部货梯,在地下停车场。”
林锐看着那栋大楼。“如果电梯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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