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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税，谢卿家于文书中写的很是详细，无需多说，朕想知道的是，卿家大幅度提高税率，就不担心商贾们离开吗？李治问道。
谢岩道：回陛下话，臣很担心，但是商贾们更加担心的是，他们拥有的钱财，能否得到朝廷的认可。
李治仔细回味了一下谢岩的话，不解地问道：朝廷认可？是为何意啊？
谢岩道：商贾不直接从事生产，仅仅依靠将一些东西贩运到其他地方，从而获利，从表面来看，似乎有不劳而获之嫌，然事实上却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很多，获利虽厚，却也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然这些都还在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真正令商贾担心的却是，他们的获利当中，交给朝廷的极少，那么以之相对应的是，朝廷并不承认和保护他们的财产，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一处官府，只要愿意，随意弄个罪名就可以剥夺他们的全部家产，为此，商贾们不得不依附于他人，以寻求保护，故，只要朝廷认可他们合法的获利，大幅度提高税率，并非商贾们不可接受之事。
对于商贾行投献之举，李治多少还是知道些的，只不过他弄不清楚税赋本身的含义和作用。
古代的税，有正税、杂税之分，所谓正税，即农业税，也就是田赋。顺便说一句，税字本义是征收谷物，是禾字旁，赋字本义是征收货币，所以是贝字旁。
一般而言，正税在各个朝代都不太重，因为传说中的圣君明主都是要轻徭薄赋的，有这样的道德榜样在前，既是再混蛋的皇帝也不愿意落一个横征暴敛的名声，所以门面功夫他们还是要装的，那么，给皇帝捞钱的重任就落在了杂税之上，加上还有地方官府和某些官员的发明的捐，于是乎，苛捐杂税就诞生了。
商税属于杂税一种，本质上也是给朝廷增加收入的手段，但是，由于古代商人没有地位，加上缺少有效的统计方法和手段，所以基本上就是朝廷定一个大概的税率，具体怎么收，几乎全由地方官府说了算，由此出现了投献之风，商贾依附在权贵门下，以此获得保护，同时少交商税。
至于说税赋的实质意义，那也是后世才有一个明确说法，而且还是各国各样，说法不同，在此就用不着多谈了，总之一句话，皇帝李治他不懂！
不过，听完谢岩一番话后，李治多多少少还是从中间听出些内容，最起码他想通了一件事，那便是与其让商人们投献，不如让他们当成商税交给朝廷，朝廷有了钱，那不就等于自己有钱了嘛，至于说认可商贾们的财产，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谢卿家认为，当如何承认商贾合法获利呢？李治问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好在谢岩早有准备，道：若陛下应允乡里试行，臣将发布政令，告知商贾无圣旨、不抄家。
古人的财产，除了田地、房屋就只有家里的钱财了，所以，抄家一直都是古代地方官府和某些官员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哪怕是皇帝下圣旨抄家，同样有人从中牟利，谢岩提出的简单方法，就是在保留皇权的同时，遏制地方官府的权力，当然，只是在卫岗乡试行。
原来如此。李治轻轻念了一句，然后道：卿家缘何执意要推行新商税？卫岗乡虽小，却也是大唐国土，据朕所知，那里称得上百业俱兴，堪称我朝治理典范。话中之意非常明确，既然什么都很好了，何必还要折腾呢？
谢岩道：启禀陛下，乡里虽不错，却仍有三大隐忧，其一是人口问题，关中和洛阳附近州县的无地农人，来乡里的日渐增多，他们的吃、用、住等方面不得不考虑，唯一解决之道是将他们纳入作坊当中做工，如此他们可以获得酬劳，一来养活自己，二来可以资助家里；其二，作坊的产量问题，以冶铁作坊而言，近七成的产量提供给了朝廷，导致新式农具和民生上的使用非常少，结果是新式农具不仅昂贵，且很是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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