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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去世。作为遗孀的李若昭，在萧府守灵服丧不得出门。
等到九月因病免服丧，薛家大势已去矣。
但是，当她一点点爬梳整件案子的时候，才发现，这桩案子，比她想象的疑点，还要多。
首先，隆平九年，西突厥犯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原因是那一年，依附西突厥的葛逻禄部正在试图独立。必勒格的全部精力用在平定葛逻禄部叛乱之上。
那一年，西突厥唯一一次犯边，就是冯征捕获薛骁敬与必勒格可汗通信的那次。
此为第一疑。
第二疑在于，薛琀所提供的最后一封书信上，盖有薛将军本人的印信。但在冯征第一次上呈陛下的信件中，并没有印信。同为隆平九年夏季送往西突厥的传信，薛将军有多大可能，在一封信上盖印，另一封信上不盖印么？
还有第三疑。
之后，若昭曾花重金，买通存档的小吏，替她抄了一份当年作为证据的西突厥回信。中间有一行西突厥字，翻译过来之后，吸引了她的注意。
必勒格可汗即位的第二年祭月的十四日，当天日有食之
必勒格可汗即位的时间，换算成大唐年号，是隆平六年。即位第二年，就是隆平七年。
祭月，西突祭天大典最为盛大，祭月换算为唐。祭天大典始于唐中旬，祭月的十四日，是唐历隆平七年六月朔日。
而那一年，隆平七年确实有日食，但日食，发生在隆平七晦日。
日食多发生在每月朔日。月以月亮运行的轨迹计算，月处在日地之中，为朔日，这是日食产生的先决条件。但制历者希望将纪年、纪月、纪日统一，大多折中取用四分历。而四分历，比本身的天象运行，要快。
所以，当历法运行积累上百年，用历和实际天象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其中一条便是日食先晦一日。
也就是，本应发生，并且绝大多数发生在朔日的日食，有可能出现在历法的晦日。
而偏偏，隆平七年的日食，就晦日。
据此而推，如果真的是当时的突厥人写的信，应该是&ash;&ash;
必勒格可汗即位的第二年祭月的十三日，当天日有食之
因为日食确实发生在，祭月的十三日，唐历晦日。
只有后来的人记不清日食具体发生在哪一日，才会想当然用惯常的思维回忆，以为日食发生在朔日，再用六月朔日逆推西突厥的日期。
而西突人对唐历朔日没有概念，能将日食和朔日绑定关系的，是唐人。
综上，这是一封惯用唐历的人，伪造过去的西突用历。
笔迹可以伪造，印信可以窃取。
但错误，才是真正不能被淹没的东西。
吊诡的是，原本试图通过日食自证真伪的细节，反而暴露了文书本身的问题。
这些置薛家于死地的东西，不出意外，就是伪造的。
薛骁敬叛国通敌一案，算是有了转机。
但是问题才刚刚开始，就算能咬定冯征、薛琀之流伪造薛骁敬通敌的证据，就算将他们捉拿归案，按在朝堂上认罪伏法。就算所谓贪污军饷的案子，是陈家人的栽赃&ash;&ash;因为若昭早在礼部买放进士名额，经鸿运柜坊上转陈卫两家时就知道，贪污军饷所涉及的鸿运柜坊，背后的大东家，是陈家。
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
其一，冯征作为跟随薛骁敬数十年的老将，为何要在如此紧要关头，炮制伪证，把一手提拔自己的薛将军送上绝路？
其二，冯征的证据存在如此大的漏洞，薛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只要他陈明实情，或可有一线生机，他为什么不上据理力争，保自己和家人一命？
其三，薛琀虽在薛骁敬通敌一案中作为污点证人，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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