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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对。
作为会谈见证人的奥姆（C..Orne）是个英国人。身为工部局董事，他更加关注复兴会对于租界的态度。
工部局董事会每年选举一次，1857年的董事会只有三名成员，不设总董。
奥姆问吴捷道：“吴将军，复兴会在《振兴报》、宣传册等各种渠道上公开宣布，承认各国在上海设立的租界。在租界问题上，我能否得到吴将军的亲口保证？”
这个问题，也是阿礼国和敏特尼所关心的。
吴捷淡然一笑，说道：“《振兴报》是我们复兴会的机关报。既然《振兴报》上有白纸黑字，我们自然不会食言，会继续承认租界，尊重洋人在租界上的权益。
“西方有句格言，存在即为合理。租界在洋人的占领下，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繁华的景象，此事并非偶然。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洋人接管江海关。
“在此之前，华人管理江海关，贪污横行，一年税收只有十五六万两白银。洋人代管江海关，两年征税七十万两。1855年，时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收复上海。洋人将代管的七十万两白银交还上海道台吴健彰。
“由此事不难看出，洋人确实有本事，西洋的海关制度确实好于华人的海关制度。我们华夏想追赶各国，想兴办洋务，就必须敞开心胸接受洋人，接受西洋事物。
“租界正是我们学习西洋的窗口，也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我们的风俗，革新我们的社会风气。因此，我并不反对租界，渴望从租界中学到更多的西洋制度。”
令后人想不到的是，把海关大权交给洋人，竟是满清朝廷主动为之的。小刀会起义之后，清廷意识到洋人有能力高效、廉洁地管理海关，上缴更多的海关税收。
于是，清廷在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主动提出，请英国人代办全国海关。对此，英国人自然是求之不得。
从此之后，清政府聘请洋人为“总税务司”，正式将海关交由洋人管理。
在聘请洋人管理前，清政府一年的海关关税大概是三百万至四百万两白银。聘请洋人后的第一年就达到了八百万两。此后年年攀升，1887年达到二千万两，到清末增加至四千万两。
可以说，海关收入为支撑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做出了突出贡献。
相比于满清朝廷，复兴会内自然是人才济济。但相比于外国列强，尤其是相比于英、法、美这样的强国，复兴会在人才储备方面还很不足。
复兴会占领了上海，自然就要接管江海关。可复兴会能否革除江海关弊政，能否像英国人那样高效、廉洁地管理江海关，吴捷心里还是没底。
譬如，海关要征税，就得对到达海关的商船货物进行估值。华人管理海关，弄不懂货物价值，很多时候就简单地丈量商船尺寸，以商船大小作征税依据。
这种匪夷所思的计价方法，却曾是华人管理江海关时的普遍现象。
复兴会接管江海关，势必要大量聘请洋人参与海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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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我国曾大力吸引外资，大力引进外方管理，很多重要的管理职位都是聘请外籍管理人员。
江海关问题，只是千千万万个问题的缩影。吴捷保留租界，正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扫清华夏复兴道路上的障碍。
得到了吴捷的保证，奥姆甚是满意，说道：“吴将军，我代表租界工部局，欢迎复兴军进驻上海。”
吴捷很高兴，隔着桌子与奥姆握手。
阿礼国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问道：“吴将军，1842年后，英、法、美三国先后与满清朝廷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
“复兴会志在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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