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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深感悔恨，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将汉帝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内部治理上来。
《轮台召令》一出，举国哗然！
这份带着部分自责口吻的诏书，部分否定了多年对匈奴作战的重大意义，意味着大汉帝国皇帝对自己的扩张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调整，标志着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
固然，当时因为连年战争，靡费良多，汉帝国客观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困难局面，但其实民力尚足，空虚的只是国库而已，而且，因为东西方贸易，给汉帝国带来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使得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陇西和长安周边地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简单的举个例子就能看出来：
要知道，当时汉帝国后期对匈奴用兵，一般军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作战力量来自西域诸国和当地胡人的踊跃参与，甚至他们的粮饷都是自备，不需要汉帝国支付，只需要带着他们去打匈奴，他们就对大汉皇帝感恩戴德了！
《轮台召令》中说了这么一段话：“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
意思就是说，各国在长安留学的西域子弟，一听到汉帝国要对匈奴用兵，第一时间啥也不管了，赶紧跑回去报信，举国总动员，准备好兵员粮饷，甚至有的国王都亲自带队，跟着汉帝国打匈奴去！
大汉帝国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空前绝后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
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跟着大汉打仗有肉吃，能够抢钱、抢粮、抢人力，打了胜仗还有奖赏，死了人，还有汉帝国的抚恤，条件很优厚，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可以趁机做生意，将汉军掠夺来的财富和物资用较低的价格买下，然后再向西方贩卖，对于他们小国寡民来说，这可是天降的财运，必须要抓住！
因此，在当时西域如此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大汉帝国对匈奴用兵，一次出征动辄十万人，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以战养战的同时，还部分实现了后勤的本地化。打匈奴对西域诸国来说，不仅是政治正确，还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以至于当时每次汉军对匈奴大规模出击，在西域就像是过节似的，是万人空巷的喜事！
然而，这样良好的局面，被皇帝的一纸诏书给废掉了。在这其中，李广利的投降，有着莫大的影响，他的惨败，对皇帝打击太大，致使其心灰意冷，做出了过于悲观的决策。
《轮台召令》一经发布，整个汉帝国对匈奴和西域地区的攻守态势，就开始出现变化，随着“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一政策的逐步推行，汉帝国对西域边疆地区的资源倾斜政策没有了，招募关内壮士迁徙边地，奖励屯垦备胡的国策取消了，大量奋战在边疆地区与匈奴作战一线的将士被变相抛弃了。
再加之，自皇帝登基以后逐步奉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发挥威力，大量以文进身的官员，开始利用皇帝的收缩政策，大量排挤和掳夺武将勋贵们的权力，并通过种种手段，将武将置于文官的管辖之下，极力遏制和打压武将们的话语权，对主战派动辄加之“轻启边衅、穷兵黩武”的大帽子予以贬斥，整个汉帝国由此进入了战略收缩防御阶段......
第三，就是皇帝的驾崩，新皇的登基，让当时大汉帝国的注意力，全部聚焦于内部事务上了！
后元二年二月十四丁卯日，汉帝病逝，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二月十五戊辰日，刘弗陵登基为帝，是年，为始元元年，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主持国政、录尚书事。
霍光辅政下，沿用汉武帝末期的严刑峻法制度，整顿吏治，打击勋贵，提拔任用新的官员，全面实行休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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