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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大都是重唱的，想走又想看完，直到十一点才完。
回去的路上，我见到严，我赶上去叫他，他也叫了我，说：“见那店里换了人，又不见你，就知你调走了，但去了哪里上班就不知。”
我问四有什么节目？”
“没什么节目。”
“你几时进，那邓晓英又说有节目。”
“要就他们有，进去。”
他说：“一个人敢走吗？我就从这里进噢。”
我说：“敢走，你也想办法调出来啰。”
“有机会的，别忘记我们哦。”临别时，他这样认真地说。
“不会的。”我走了，我想要是沈，我们会恋恋不舍吧？不过沈逃避我时，会走得更快。
严，一点感觉也没有吗？他是那样平淡，还有点消极。
我呢，能见的人，颇是热烈，然而，不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叫人留恋了，那里一片荒凉，落寞，不再是充满生机，因为调走了许多人，没走的又千方百计的想调走，没心在那山区了。
唉，他们是一对一对的，单身的只徒留一身的冷清了，我也没什么心情去那里玩了，也不打算进去，因为放假，他们都出来的多。
走回去大姐家骑单车回家，街上有人叫我，原来也是出来的丽珍和甘。她知我调出来并去了三姐原来上班的门市部，又知三姐生了孩子。
我也问她在哪儿上班？说她好胖，甘跶也跶不起她。
她说：“哪像你这样斯文，苗条，追死别人阿妈的子呀。”我与她的身材比确实算娇小了，都说出口了，也收不回来。
回来洗了澡洗完衣服进了房间也很晚了，只写了一篇日记。
这一天，所发生的就是这么一丁点的故事。
九一一日
八点半钟起床，九点钟想出门约三姐上街时，天又下雨，刮风，星星点点的雨儿越下越大，父母要去大姐那，下雨也不忘去帮她家弄路边的小卖部。
出了门口，见一人来，父亲叫他江同志江炳华，那人也很慈和，他的来意我也算明白几分，但我还是很热情大方地招呼他喝茶，与他拉家常。
他问得最多的是：“你调出来了？几时调出来的？在什么部门上班。”我笑着一一回答。
父亲却是***大驾光临似的敬三分和激动。
他笑着打量我，露出满意的神色与我聊天，我听他与父亲说他有一个女儿在华侨商场上班。
母亲说她与二姐是同学，叫江细萍。我一听才说这么巧的，昨晚还和她坐一起听歌聊天坐了一晚。
母亲说他还有一个儿子。然后我又识趣的再去厕所，就听见了江同志与父亲的谈话：“她的工资是多少级，工作多少年了？几时调出来上班的？多大岁数了？叫什么名字？初中毕业的？”等等，算什么来着？查户口般的。
他说他四个小孩，小儿子在开发公司房管所上班，二十岁。
我说我比他儿子还大两岁，他说：“不怕”的笑笑走了。
他走后我对父亲说：“不行的，比我还小两岁，我自己都孩子似的。”
母亲说：“他不嫌你大，你还嫌，有什么。”
父亲说：“他是六七年的，大你两岁，江炳华见你以为你才十七八岁，所以说了二十岁。”我不信，说总有一个人是在骗我。
他走时还笑着说有时间去玩，父亲也叫他第二次与他儿子来，说这就看他们自己年轻人了。
因为他家权势大，自己家人又搓合，我就感觉是非嫁他不可，不敢反抗似的，害怕失父母之意？
在他们走后，我一个人静静的在家，煮饭，听歌，外面下着雨，不可有压力才是，可是，无形中还是有了一股幽怨：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家庭，禁锢了一个外人看来羡慕，而内心却充满了孤独和落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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