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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总存在着披着人皮的怪物！
怪物/怪物性”并非仅是一个时髦的话题。
亚里士多德对怪物/畸形的辨析，康吉莱姆对正常/病态及规范性的反思，以及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动物的概念，正是这个概念谱系中的三个基本环节。当最近资本主义日益进入新保守主义阶段之后，怪物概念需要经过重新理解，甚至有必要被幽灵这个新形态所取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怪物的时代。”
有学者如是感叹。然而，至少从流行文化的浮华表象上来看，这一断语倒并未显得太过浮夸。确实，从银幕到文本，从私人场所到公共领域，从实在空间到虚拟世界，到处遍布八门且层出不穷的怪物：闪着荧光的兔子，插满翅膀的肉鸡，脑后钻孔的赛博格，人皮包裹的机械姬……一时间恍若将我们抛回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开篇所描绘的中世纪晚期的诡异场景：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疯人、愚人、怪人到处游荡，尽情展现着自己的疯狂与怪异，诱惑着理性不断偏离自己的秩序，堕入混沌黑暗的深渊。博斯（Hieronyplioni）”这三种当代的怪物变体。在《怪物性与怪异》之中，康吉莱姆曾指出，当实证科学不断令怪物“自然化”、“规范化”之时，后者就转向诗歌领域去寻求庇护（rfugier）。这一点颇可以作为当下时代的生动写照。
这些怪异的细节固然令人沉迷，但无需在这篇短论中展开。让我们直探问题之究竟。概言之，在萨克尔看来，之所以如今要重新唤回怪物，除了DG式的生成—动物已然变得越来越恐怖乃至面目全非，其实更是因为，这个概念中已然包含着一种看似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assu已然清醒意识到这个危机，并在其全书的最后将其冠之以“新保守主义”之名。且不论这个怪异的名字是否适恰，但它至少鲜明揭示出资本的生成运动所导致的一个极端恶果：“资本主义不再需要为自身正名。……它可以无需信念与良知，因为它现在比克分子性更强，比辅助其再生产的意识形态更强。”
而这就意味着，在以往的结域—解域（克分子性—分子性）的两极关联和张力之中，经由种种逃逸的策略和路线，毕竟还有重塑主体性的些微希望和渺茫前景。而如今，资本的无限拓张运动早已全面掌控，甚至将解域和逃逸也化为自身所内在的种种变型运动，由此不断将自身的“操作”推向不可思议的阈限与边界。由此说来，再使用DG的“捕获装置”这样的说法就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既然逃逸也已经是资本的一种操作，那其实就根本不存在逃逸的真正可能。若如此，又何谈捕获？捕获什么？
我们清楚看到，当DG将生成作为生命的本原和本真、进而试图将康吉莱姆的那种充满创造性和可能性的规范性运作真正纳入生命运动的内部之时，其实他们恰恰有意无意地沦为了新保守主义的同谋与帮凶。生生不息的生命其实正是资本本身，以可能性为要义的内在规范也无非只是资本的种种变形的操作。如此说来，当资本化身为克苏鲁式的庞大的欲望—机器之时，再以怪物/怪物性/怪异这个概念的谱系来重思乃至界定生命就不仅显得不够充分，甚至变得不合时宜。
就此，assu除了例行的哀告之外，并未给出任何建设性的超越途径。但我们却可以由此引出两个可能的方向：要么，我们最终放弃生命和怪异这些相关的概念星丛，而彻底转向“机器”，并由此从根本上否弃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人本主义及作为其终极形态的生机论；要么，就不妨以另外一种逆向的方式来重新界定生命，也即，不再把生成、创造、差异化、多元化等作为生命的本质特征，而恰恰是将否定、毁灭、贫瘠、自噬等特征作为其根本形态。
诚如萨克尔所言，若说“生成”的宗旨是展现生命的“变-形”，那么，否定性生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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