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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尽管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导致了中国形象的急剧恶化，但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却对这个怀柔远人的国家抱有善意，他津津乐道于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接见，还与大学士松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于是在1800年，小斯当东决定重返中国。
1800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
1801年，老斯当东去世后，小斯当东承袭了父亲的爵位。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的成员。
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
十几年的中国经验，给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11年，小斯当东与“好朋友”松筠在广州再度碰面。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为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勤奋的小斯当东注定会成为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在华期间，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
就在这本著作问世的时候，小斯当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视角。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18年。
同时在1810年，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大清律例评论》，直接批评马戛尔尼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高的估计，而自己的父亲却犹豫不定，只有巴罗的观点准确而公正。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
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
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
他与HenryThosColebrook（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小斯当东还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聘请教授，开设汉学课，专门教授汉学课。他由此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
此时的小斯当东，对于中国已经从最开始的向往变成了精通，他期待着自己能有一个机会，去完成当年马戛尔尼勋爵和父亲没有完成的使命。
终于，在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使节前往中国，这次的大使是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为了避免重蹈马戛尔尼无功而返的覆辙，他需要一位富有中国经验的英国人作自己的副手。
小斯当东当然是不二人选。
在此时，中国也不再是康乾盛世的时代了，乾隆皇帝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给了嘉庆皇帝。
而嘉庆皇帝的命运似乎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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