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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约7万两，折合如今1400万元人民币)。
这一基金的管理人，是一位小名叫做“阿西”的广东***贩子叶恒澍。次年(1@精华书阁1年)，叶恒澍因杀人或者雇凶杀人被捕，但在监狱中，为了自保，他揭出了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记载，)叶被捕后，受到了香山官员的刑讯逼供，为了报复，而将行贿基金的事抖了出来;马士认为，叶恒澍坚信把官员们拖进来可以为自己免罪，而向广州府检举揭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现代历史学家格林堡则认为，叶是直接向中央揭发的，并且，中央还为此下派了工作组……
无论如何，对官员们受贿信息的掌握，最后保住了叶恒澍的性命——为换取他的沉默，广东当局只能以贩毒罪对他轻判，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丝毫不涉及杀人的重罪。
***贸易与行贿基金之间的关联，至此开始暴露。而此前，***早已悄悄地在“公行”的贸易中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而且，随着政府勒索加重，***贸易的重要性就越大。
***的厚利与走私的泛滥，与官方公开的禁烟强度成正比。
有学者统计，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这60年间总共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的谕旨、文告，旗帜不可不谓鲜明、态度不可不谓坚决，但是，***的进口量及吸食人数却依然急剧攀升，禁令反而成为***贸易和利润率的激素，而公权力因为既可毁灭***贸易，也可为走私***保驾护航，其身价大为提升。
主张放开***贸易的许乃济，对此的见识远比林则徐深刻：“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
外商们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尽管皇帝会查禁这种贸易，并也会一再严旨重申禁令;尽管总督会恪遵上谕发布告示，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也会传谕行商慎遵法令;但是总督、粤海关监督、巡抚、提督、知县以及再往下到那些与衙门略有瓜葛的小人物们，只要他们觉得可以从中取利，对于法令的不断破坏也就熟视无睹了。他们发现在禁令之下，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马士《***对外交往史》)
除了从广州的“公所基金”、澳门的“行贿基金”等处间接受益外，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干脆直接从***走私中受益。两广总督阮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陈，以缉私为名而从***中分润的，上至副将、守备，下至普通士兵。拿获***之后，他们要么“私卖分赃”，要么“得胜放纵”。
到1@精华书阁6年，猫和老鼠在多年相互试探之后，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折合如今720万元人民币)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人口”，为走私护航。这是一笔相当客观的收入，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元人民币的保护费——这已经不是贿赂，而是分红了。
在猫鼠同盟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这位相当于广东海军司令员的高级军官，“专以护私渔利，与南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报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紊，而***(走私量)遂至四五万箱矣”。
福建的水师也不落后，“收受陋规，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水师收入“得自粮钠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缉私者的收入，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也难怪出现了“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的故事，甚至，“夷船之***一时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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