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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人见了黄帝，说出了这汇合工程的道理。黄帝很高兴：从这里你们要悟出一个道理，两股水汇流一处，又省工又省时。两处挖，各挖各的河，就完不成这个任务。这和治国一样，你们兄弟二人，无论谁当首领，谁当副手，都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与百姓同心同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依我之见，玄器接帝位，昌意作副手！”
昌意：“我赞同父王的旨意！”
玄嚣：“谢父王器重，我要把昌意留在身边，辅佐问事，共商治国大计。”
黄帝去世后，弟兄两人互敬互爱，通力合作。在他们俩带动下，自上而下，层层选拔贤才良将，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共建伟业。
历史上有很多举贤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案例,有很多成功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把这几句话当做任人唯亲的根据,为此闹出了不少的祸害.词人晏殊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人熟知，后世评其“闲雅富贵”。如果我们了解晏殊的人生，便发现他不仅词作“富贵”，官宦生涯也称得上一帆风顺。更有趣的是，“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把女儿嫁给锋芒毕露的富弼，富弼后来任枢密使，还与范仲淹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死后谥号“文忠”。可以说，晏殊眼光极为独到，“举贤不避亲”；女婿富弼当仁不让，光耀门楣。
晏殊事例其实是宋代“榜下择婿”现象之代表，其核心是朝廷***挑选有才华的年轻人，成为乘龙快婿，待其身居高位，延续家族权势。无疑，这种做法给孤门细族的年轻人机会。也许，现代人理解此事并不困难；然而，世家大族愿意让并不门当户对的年轻人入赘，并非自古而然。
柏文莉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主要考察了宋代宰辅家族的婚姻、仕途与地方交往。她的观点主要分三部分，其一，宋代官僚精英内部，普遍施行联姻，塑造并维系着自己的社会阶层——宰相之家往往与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他们的婚姻策略很保守，多为子孙辈重复通婚。但是，官僚和普通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完全封闭转化的机会——依靠广泛推行的科举，虽然“鱼跃龙门”的几率微乎其微，但终究给一部分寒族子弟逆天改命的机会。
其二，宋代的“恩荫”，使宰相子孙比较容易地成为底层官僚，但依然要经过奋斗才能身居高位。宋代的选官策略，很难使仕宦成为稳定世袭职业，因此需要向新的成功人士敞开大门。纵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致对应，但政治的流动性，可能使同一亲属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千差万别的区别——有的没落、有的显达。
其三，北宋到南宋，国家与地方的纽带增强，“地方化”精英在宋代变得具有重要意义。北宋以都城为中心，朝廷***与祖籍家族分支保持联系，但每条线都汇聚于都城；南宋都城中心消失，出现大量区域性中心，因此各地得以发展，并逐渐产生地方上的世家大族。
其实，如果以“唐宋变革论”框架看，唐、宋政治是从世家大族到士绅精英的过程；而北宋到南宋，政治精英又逐渐和占有土地的地方精英融为一体。
宋初四十年，朝廷任命官员，依然是早期世家大族的后裔，随时间发展，***家族和地方精英，均有子弟不断进入二府。保持开放的官僚体系，不断有新人加入并竞争。据作者统计，宋代宰相，祖父曾任高级官员占三成，中级官员占三成，低级官员占1/4，至少85%的宰相，其先人不是白丁而是官僚。
个中原因，当然是大族子弟最初可以通过恩荫入仕，再考进士，官僚后裔所参加考试的录取率，也高过平民。此外，还有二府官员推荐，使族人入朝。但是，政治精英们的选择大致有两条路径：既要恩荫子弟，也要发掘新人——坚持保守策略，恩荫子弟为官，与门当户对者约为婚姻，维系自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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