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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现成的蛋糕上进行分润，这时候便是内部矛盾显著的时刻了。如何处理相对应的矛盾问题，无疑对刘邦是一场考验，这个时候也是对所有同样情况下主事者的考验。
周勃靠养蚕吹鼓为生、灌婴是贩丝的、樊哙是狗屠、夏侯婴以养马驾车为业、卢绾跟着刘邦混也算是个无业游民；状况好一点的如萧何（刀笔吏）是沛县本地的望族、曹参是沛县狱掾（狱曹的属吏）、王陵出身沛县豪族。
从成员组成来看，实在称不上什么豪华的配置。相反，这些人只不过是长期居于社会底层的劳动阶层，如果未曾遇到秦末烽烟四起的历史背景，恐怕一辈子只能囿限于沛县一地，绝无可能做到享誉青史。
诚然，萧何、曹参、周勃等人在历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但绝不能忽略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下做出的努力，否则就成了空谈功绩、不注重实际的来龙去脉。但问题的关键也呼之欲出了，仅依靠这些人汉高祖刘邦是如何诛灭暴秦、抗击强楚、进而坐拥山河天下的呢？一则有赖于“时势”，二则有赖于“知人”。何为“时势？”无非是时代与大势的并称！
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便是新生的秦帝国摇摇欲坠，历史大势趋向便是群雄并起、并力西向关中腹地。说白了，就是帝国的统治正在瓦解崩溃，各地潜伏的六国余众意图复国、各地的黎民百姓饱受欺压却无从泄愤，以及帝国真正掌握权柄的统治者昏聩无能，土崩瓦解之势逐渐成形。
在这样的时势下，原有的社会阶层秩序就会产生裂隙。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张良作为韩国（战国七雄之一）贵族流落世俗；项梁、项羽叔侄作为楚国贵族也只能隐姓埋名；楚义帝（楚怀王）芈心也只能靠放羊为生。这极大地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与身份，与常人无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还不如平民阶层。与之相对应的是，陈胜、吴广作为抗秦统治的首个起义者，开始向原有的社会阶层秩序发起挑战，陈胜自立为“张楚王”便是最佳的佐证。刘邦不正是从沛县的亭长之位，进而成为沛公，然后辗转各地起义，诛灭暴秦进封汉王，这才具备了与项羽争雄天下的实力。
阶层秩序的崩坏导致了原本固化的阶层开始流动，这无疑对底层的人士而言是最大的优势。因为贵族阶层总不可能自愿向下流落，反倒是平民阶层能够畅通无阻地通过战阵搏杀获取更大的晋升资本。就如同萧何、曹参、周勃等人，如果按部就班地从他们原本的职位上工作，即便是洪福齐天也不可能跻身统治阶层。这便是时势在造就人才！但光有时势是不足够的，面对时代的浪潮单个人的力量总是微薄的，所以在汉阵营内部形成了以沛县集团为核心的组织形式，当然在这个集团内部，汉高祖刘邦是一定要占据核心与主导地位的。这便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知人而用人！
汉高祖刘邦的知人善用在历代帝王人物中绝对能够排居首列，能够将一个团队从“开局一双鞋”的境地，带领到“金装遍地走”的阶段，在这一点上堪称“出神入化”。对于始终辅佐自己的沛县功臣集团，汉高祖刘邦实则是又爱又恨的，但妙就妙在，这两者之间的尺度他把握得非常的精准。在打天下的时候，沛县功臣是刘邦绝对离不开的有力支撑，说句不客气的，没有韩信可以不争天下；没有张良可以困顿于巴蜀，但没有沛县功臣那刘邦将注定失去一切。所以，汉高祖刘邦对于沛县功臣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信任，至少在打天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仅仅如此也足够了。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一方的谋臣将士多有叛变归附汉阵营，但鲜少有规模地从汉阵营叛逃至楚军。可见在对待臣子下属这一点上，刘邦不仅树立了绝对的权威，还赋予了他们极大的信任（以及丰厚的利益）。
以雍齿、曹无伤为例子，前者是刘邦沛县起义时叛出刘邦帐下（因为野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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