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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开起的玩笑，“谁都没想到雷会开枪，但事已至此，无须难过。”
“只是不愿拔枪罢了。”我闷声回答了他。
我们不能放弃心中的理想，即使行走在无知者无畏的陷阱里，也不能放弃天生自有的勇气。
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拔枪了，我希望我能做到，也希望新哥做到。
一九九七年新年的第一天，刚好把酒吧的变卖手续办好，一并将珍藏多年的美酒一块儿送给那些陌生的酒客之后，我在昏暗的大厅中与少校见了面。
日子从来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悲伤，也没有留下欢喜，他的头发刚硬地直立在额头上，表情严肃，嘴角的法令纹深刻，将沉闷的气氛一股脑儿丢给了我。
我坚持将仅剩的一瓶典藏版尊尼获加送给他，他毫不迟疑地将瓶盖起开，用一种近乎亲昵的态度为我倒上一杯。
我们俩面对面地坐在一片柔和的霞光中，望着急于回家的过客偶尔从街角灰溜溜地走过，一棵香樟树隔着明亮的落地玻璃对我们施以最温柔的敬意。
我被晕沉沉的酒精弄得有些懊恼。
我的家没有了，那个离叶苏儿最近的房子没有了，当我回国后迈进那扇门的时候，差点被房间的凌乱赶了出去。
天花板，地板，墙壁，仅有的一张床，一个书柜，沙发，包括冲水马桶，所有眼睛能看见的地方，都像是在粉碎机里糟糕地走了一遭。
我在垃圾堆里寻了一块舒适的木条儿坐了下来，一边快乐地抚摸着叶苏儿送给我的那本盲文版的《爱的艺术》，一边想着关于这位德裔作家一些稀奇古怪的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