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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史》中评价他：区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纳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
还有很多评价，就不一一列举了，下面再讲讲柴荣限佛的事情。
按照主流学者，包括古代和现在，他们研究的结论，都认为经济因素是导致柴荣限佛的主要原因时期，佛教延续了唐代的繁盛，而且是更甚，佛寺、和尚多得对国家的赋税、兵役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举个例子，由于民间崇佛日盛，出现了大量私毁铜钱铸造佛像及与佛教有关的物品的风潮，这就造成了金融问题，市面上连铜钱都严重不够用，这不仅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对商业流通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还有佛门收容逃避徭役、兵役的人，甚至罪犯，占有大量良田等等，总之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所以，柴荣最终采取了灭佛的行动。
这些学者的观点对吗？是灭佛还是限佛，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
实际上如果稍稍细心一点去考证而不是仅凭史料中一个可能是错误的数据就想当然的话，就不会得出上面那样的结论。
在《史》、会要》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可以找到一些数据，后周国土面积约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一千四百万，柴荣废寺院30336座，保留下来的僧尼是61200人，保存下来的寺院2694。当然，这些史料中个别数据稍有误差，基本上可以忽略。
具备小学数学水平，就可以用这些数据简单推导出后周当时的僧尼总数：通过保留下来的僧尼数量和寺庙数量可以大概知道每座寺庙里平均的僧尼数量，约23人，还知道废除的寺庙是30336座，可以得到被强制还俗的僧尼约69万人，所以当时全国的僧尼总数就差不多有75万人。
约110年前，唐武宗灭佛前国土面积约四倍于后周，当时有近5万座寺庙，和后周的3.3万相差还不算太大，但僧尼总数后周却比唐朝当时的29万多了近46万，要知道经过晚唐的的战乱，仅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后周能多出如此多的僧尼显然不是那么合理。如果有道友感觉这样分析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好，我们接着分析。
可以再参考一下宋朝的数据，宋朝开国后经过前三代皇帝的礼佛崇佛，到六十年后的宋真宗时期，全国僧尼总数约46万，寺院约3.9万所。也就是说，无论是唐武宗时期还是宋真宗时代，国土面积都约四倍于后周，当然黄河流域人口密度大这也是事实，如果佛教兴盛程度和后周时差不多的话，把后周的寺庙和僧尼总数都乘以四，应该就是这两个时期的大体的数据，道友们可以自己算一下，仅从数据上推断的话，显然无论是唐武宗时期还是宋真宗时期，佛教兴盛程度远远还没达到后周时期，这合理吗？那么是哪些数据出了问题？
再看另外一组数据。《史》中记载柴荣废寺3336座，和上面的30336座相差悬殊，当然不是中间差了一个0那么简单，因为史书中是用的汉字记数的，三万和三千不是简单的一句抄写错误就能解释得了的。在《佛祖统纪》、《释氏通鉴》等文献中基本上也记载的是3336，其它数据和上面记载的基本上一致。
那么，如果把三万多改成三千多的话，再用上面的逻辑推导，结果就比较合理了，还是道友们自己算一下吧。
实际上这个推导并不难吧？可惜看了大量现代学者的专著、论文，绝大多数都直接用了《史》中的30336这个数字，其中不乏道教研究的知名学者、教授，不好评价，因为自己的推论也并不是绝对正确嘛。
但是，引用的不同的数据，后面得到的结论可就背道而驰了。如果是废掉了三万多座寺庙，留下不到三千座，这个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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