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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地抚摸着妻子的脸，泪水无声地顺着眼角流到枕头上。
翁兰慌了，摇着他的胳膊问：“你是怎么啦？说话呀。”
翁兰问了几遍，槐年开了口：“我骗了你，我脸上的伤是今天出门被人认出来打的，在上海居然碰到一个浙江平湖磨子桥惨案的幸存者，他一骂我狗特务，立刻有一大堆人围上来打我，把我钱包也抢走了，其实那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顶特务的帽子戴在头上，我就有口难辩了，我躲在哪都有人认得我；我如果不离开这儿，总有一天被人悄悄打死，扔进黄浦江喂鱼，到时你连尸首都见不着。”
翁兰听了也忍不住流下泪来，槐年紧紧的搂着自己的妻子，两人一起陷入了沉默。
沉默许久，槐年说：“真搞不懂，***抗日，***也抗日，日本鬼子打败了，国共两党自己又打起来，都是投笔从戎，樟年杏年就是革命烈士，我却是特务，当初真不如在家种田好，去念什么书、从什么军呢？”槐年的话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和懊悔。
“国家的事政府的事，谁能看得清说得准？下边的人还不是听上头的令吗？怪不得你，你别那么自责。”
“可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虽说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手上到底沾了不少血，有些事情很惨，成了我心里的带状疱疹，时不时触景生情，心就流血，很难过，就算为了我，咱们离开这儿，台湾的条件不会比上海差，你去了很快就能适应。”
“祖上的根在这儿，家人的坟都在这，每年总要有个人去扫扫墓烧点纸，咱们都走了怎么办？”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天色渐渐暗下来，两个儿子早已经午睡起来，在园子里高兴地玩耍。
“饭总要吃的。”翁兰起身准备晚饭，中午的菜饭剩了很多，她把剩下的饭菜热热，重新端上桌子，叫丈夫和两个孩子吃饭，槐年知道这是自己和家人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他强迫自己多吃了些。
夜深了，两人都睡不着，槐年紧紧搂着妻子，生怕他跑了；翁兰说：“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走吧，看看情况，出去待一阵子再回来。”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别哭了，我走以后，你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我不放心；你就带孩子回里庄，那里本乡本土的，也有亲戚们互相照应一下。”
“好。”
“我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搞不搞株连，两个孩子就跟他奶奶改姓蒋吧，省的让人说孩子在台湾还有个当特务的爸，影响他们的前途。”
“好。”
“我一过去就找机会托人带信回来，等这边形势政策明朗了我就回来。”
“好。”
“如果还回不来，就是有什么事了，你就寻个好人家改嫁，别熬着，孩子太小，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你到那边有什么事？”
“不好说，当年就有人说我通共，要秋后算账。”
“你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槐年想起什么，翻身起来，到箱子里拿出一百块大洋给妻子说：“这些钱给你留下，你带三张嘴回里庄，多近的亲戚也会嫌弃，自己有钱，生活方便点。”
夫妻相对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翁兰就起床了，她和面开始烙饼，麻酱红糖、桂花白糖和椒盐葱花三种馅都烙了一些，槐年说：“坐船最多两三天就到了，吃不了那么多。”
妻子不说话，只是干活；饼烙完，她又拿个小坛子装了满满一坛子咸菜，把口封好，说，“咸菜是自己做的，够咸的，能吃一段时间坏不了。”槐年知道妻子是把不舍和思念烙进饼里、装进坛子里了。
夕阳照在十六铺码头上，码头旁停了大大小小十几艘船，有一艘船在缓缓进港，有一艘开往香港的客货两用船已经起锚，鸣了两声气笛、缓缓驶离码头，船上的人在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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