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为防止内容获取不全，请勿使用浏览器阅读模式。
锐看来，人民必须接受过“国家是处于优势阶级的统治工具”，“法律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决不能阶级固化”在内的政治经济教育。之后，人民就要通过劳动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国家要提供的是托底的保障，而不是满足情绪的福利。
如此超级务实的态度，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在还算可以，因为付出的确得到了回报。但是李润石认为这种态度过于务实，理想性不足，没办法给人民指出未来的方向。
在与何锐的交心中，李润石发现了何锐的另外一种傲慢。何锐很清楚现行政策的问题，但何锐坚持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到了这个阶段，中国就可以从优先考虑效率的阶段转向优先考虑公平，确定中国意识形态理想的新阶段。
李润石确信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何锐的态度明显有种主观期待凌驾客观现实的嫌疑，即便李润石非常欣赏何锐对于政治经济的深刻认知，认同何锐的看法没有错。但是这种态度在李润石看来依旧过于傲慢。
不过这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何锐在面对原则问题的时候不会退让。既然何锐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过上现代工业化的生活，那么何锐就不可能让人民放弃读书，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与李润石想的差不多。何锐听完了报告，就立刻给总理吴有平打电话。很快，吴有平就到了何锐这边，听完了何锐的问题后，吴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锐这边的电话请经济部长到这里来。
经济部长听了此事，神色有些许变化，他解释道：“主席，现阶段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很严重。而且征兵中征召的都是优秀青年，劳动力效率也是很大问题。”
何锐问道：“提升劳动力效率的手段不该是教育么？国内并没有进行总动员，难道经济运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众连学习的机会都要被剥夺么？”
经济部长一时无语。而何锐继续说道：“我非常认同李润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须是一以贯之。学业都没完成，就去工作。这个口子一开，群众怎么看？我知道不少人说，群众觉得养学生太花钱，太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光去讲道理，而是要发挥强制，非得让学龄的学生完成教育！只有让人民认识到必须让孩子完成学业，那种絮叨才会变得毫无意义，最终被群众放弃。”
经济部长听完这话，知道何锐不可能改变看法，当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预算。”
李润石觉得经济部长貌似有点不够诚恳，预算这种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领导都会觉得麻爪。钱难挣，屎难吃，自古如此。从追求效率的角度来看，先把钱挣到手，再说花钱，是理性的态度。
何锐并没有被预算问题吓到，他当即给出了解释，“这次预算之所以这么久都没拿出来，是因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为基础来制定预算。”
李润石在经济部长脸上看到了震惊的神色，李润石自己刚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同样很震惊。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中国一定能打赢战争，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考虑，就是李润石认为何锐过于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过何锐拥有着无比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且推动中国彻底城市化，计划本身没有错。所以李润石也没办法去反驳何锐的要求。因为何锐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以及文明党的主席，在换届选举之前，他的确有决定国家政策的权力。哪怕是何锐的要求看着十分惊人，主要基本理念没问题，同志们就得去执行。
当然，计划如果失败了，何锐自然要承担起政治责任。而李润石非常确定，何锐最不怕的就是承担责任。从1915年到1942年，何锐在整整27年中没有出现过政策失败的情况。党内与国内有许多不认同何锐政策的人，即便是这些人却都习惯性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