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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粮产颇高，尤以甘薯、土豆、玉蜀黍为盛。
我大明虽得种植之法，但纸上之言，终究不得其精髓。
臣少时曾闻物所出者，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此所以我产量不如赵氏也。
而户部推行种植亦不得法，百姓鲜有种植者。
那赵氏得金旅之地，必大兴农垦，臣请派有司暗中察之，取其精髓，为我大明所用。”
话语不多，但桩桩件件听之颇有建树，既化解了崇祯的尴尬，又将四海占据旅顺的有利之处娓娓道来。
内中有几分真假，可做得几分，那是后话。
朝堂之人都是士大夫精英中的精英，那是大明绝对的精华，随便拉出一人，在后世都是妥妥的博导，都是智商过百之人。
按道理讲，彼种人治国堪称国家之幸，比那泰西的贵族一脉相承要强过许多。
可惜的是秀才造反，三年不鸣。
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就是理论足够，执行力太差，一件事争执半载也未见得有什么头绪。
温体仁则不然，这厮堪称混在知识分子圈中的老流氓，为人圆滑，喜钻营，揣测上意。貌似廉洁奉公，实则为了上位无所不用其极。
你道他当真是为了解大明之厄难？
其实不过是为了解崇祯之难堪，此为最高一级的女干佞之人。
以大义之名，行苟且之事。
见崇祯频频点头，似是颇为赞赏温体仁所言，韩爌欲言又止，终是没有再出声进言。
温体仁所谏虽是自欺欺人之举，然则大明现下四处漏风，只一个建奴，一个民乱尚且应付不及，哪里来的余力去对付赵氏？
更何况他是看过那最后一封奏折的。
哎，又多了一个欺负大明的流氓。
“依卿家之言，岁入当收几何适宜？”
“微臣以为当倍之，若是赵氏不允，朝廷可下发禁海令，禁绝赵氏商船登陆大明！”
“善！”
崇祯始见笑意，银子米粮总是越多越好，最近边军欠饷尤重，朝堂天天闹腾着加税，可这税是好加的？
转过头来，崇祯拿过最后一封奏折，言道“林丹巴图尔犯边！深入大同境内，数万百姓遭掠，大同险些告破。
诸卿！边事颓唐如斯，可有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