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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
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祸患入于门庭，忧辱及于父兄，可乎？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君上，可乎？此尔士民素无远虑之故也。
津郡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
闻二十三日焚毁教堂之际，土棍游匪混杂其中，纷纷抢夺财物，分携以归。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不特为洋人所讥，即本地正绅，亦羞与之为伍矣！
内阁中书李如松甚忿曾国藩、崇厚之作为，疏曰：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开枪，遂致吾民杀戮洋民。洋人率性而为，殊不知吾大清子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微臣以为，民意难违，不如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则可一劳永逸矣。
湖广总督李鸿章协奏曰：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迅捕涉事凶犯，或可以平洋人之气。
左宗棠接旨，叹曰：曾候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
宗棠叹罢，上疏曰：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恫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吾民群起殴杀教民，缘因法人率先枪击吾大清命官，事端起因，咎在法国。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蔷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