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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家徒四壁，没什么好留恋的，树挪死人挪活，既然有这么一个希望，何必不去闯一闯，许多人都咬紧了牙关，走！
李叔夷的动员很隐秘，许多人家都携儿带女，趁着夜色，悄悄的上了来接他们的船，踏上了迁移的道路。
就这样，往往一个村庄一夜之间少了一大半，刚开始那些大户绅士还沾沾自喜，自己的管辖之下少了许多穷人，减少了许多负担。可时间一长就觉得不对劲了，自己家空有千亩良田却找不到种地的人，之前是千方百计克扣压榨提高田租，可如今田租一降再降，却没有人来种地，因为别人家为了招揽佃户，提出了更优厚的条件。一时间佃农反而成了抢手货，到了崇祯十年四月，朝廷又加征的剿饷，这就连许多自耕农也开始弃田出走了。
大明朝廷的基层是没有官员的，都是靠那些乡绅们来代征税赋，他们从中还可以捞一笔，如今征税的对象都跑光了，上面可不管这些，你该交多少还是要交的。那些乡绅们叫苦不迭，这一下完不成任务就要自己掏腰包了，纷纷把这个村长里正推迟掉不干了，一时间上上下下，乱成一团糟！
各级官府被逼的没有办法，为了完成田税的征收任务，只能纷纷亲自带着差役下乡，去清理各家绅士的田产，虽然土地没有丈量，清理的也肯定不彻底，但是多多少少也清理出不少之前逃税的田税，那些乡绅们虽然死命抵抗，但是那些官员为了头上的官帽子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激烈的地方还出动了卫所军镇压。想不到当年张居正呕心沥血推行的变法，如今在自然规律面前强逼着这些各级官僚自觉的不自觉的往前推动！
东林党人也觉得不妙，他们也想阻止这种现象，可是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却无法阻止！地方乡绅的财力是他们的基础；但是各级官僚的框架是他们与朝廷叫板的底蕴，这两样都不能失去，可眼前的情况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之，两边谁都少不得，只能拼命的维护居中调停。一方面要维护保证最低税收水平，另一方面也要让这些乡绅们少受损失，这样的对抗和调停在各地不断的发生着，原来两个处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已经成为两个对抗的集团，矛盾不断在上生。
在大明的各地，特别是南方，这种微小的变化不断在扩大，结果就是双方的力量都在削弱。东林党人很害怕，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基础已经弱了许多。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来源于那个大明同辉日月商行，可这个商行背后却是皇上，他们虽然在朝堂上和皇帝对着干，但其本质上还是要维护皇权的。不然的话他们会失去一切，说的明确一点，他们是需要与皇权共争共存相互依存的，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少了哪一边都不行！
东林党人中不乏也有聪明人，他们看出来了，那个日月同辉商行所售的商品，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价格这么便宜，他们肯定使用了洋人的奇巧Yin技！说起奇巧Yin技许多读书人都是不屑一顾的，可是面临生存的威胁的时候，许多人不得不重视起来，像魏国公徐弘基那样硬着头皮干是不行的。现在也算是东林党遇上了一个危难的关头，在这个危难关头有两个人站了出来。
其中一个名字叫黄宗羲，浙江绍兴余姚人，是复社成员，复社这个组织是与东林党休戚相关的！这么说吧，东林党这是一个广义的词，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利益聚集起来的一帮人，而复社却是个实体，有组织有纲领有***，黄宗羲是里面的活跃分子，后来也写了不少东西，他的中心想法是民本，政治主张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当然这个民并不是大明的老百姓，而是他们士大夫阶层。
还有一个人叫朱之瑜，也是浙江绍兴余姚人，他的年纪比黄宗羲略大一点，这个人有点意思，虽然也是东林党成员，但他却倾向于“实理实学、学以致用；”“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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