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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的手攥着那个布包，指节微微发白。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他沉默了两三秒，然后垂下目光，把那个灰色布包从腋下抽出来，递了过去。
那人接过布包，没有当场打开，而是迅速掂量了一下分量，然后塞进自己棉袄内侧的口袋里，动作利落而熟练。他看了老胡一眼，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薄薄的信封，递到老胡手里，低声说了一句：“还是一样，数好了。”
老胡接过信封，没有打开看，直接攥在了手心里。他不用打开也知道里面有多少——一百二十块。比前两次都多，因为这一次是实物样衣。
老胡攥着手心里那个薄薄的信封，指尖微微发着抖，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信封的边缘硌在他的掌心里，硬硬的，带着一种灼人的温度——明明只是一百二十块钱，却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整个手臂都有些发僵。
那人见老胡不说话，又往前凑了半步，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一种循循善诱的意味：“老胡师傅，你是个聪明人，做事也利索，跟你合作我很放心。往后要是厂里还有什么新图样、新版型——尤其是那种准备上春晚或者大批量生产的款式——你随时联系我。还是老规矩，你出东西，我出钱，价格包你满意，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他说完，拍了拍自己棉袄内侧那个装着样衣的布包，冲老胡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一句废话，转身快步走进了巷子更深的黑暗中。脚步声很快被冬日凌晨的寂静吞没，像是从未有人来过一样。
老胡一个人站在那条又黑又冷的巷子里，手里攥着那个信封，好半天没有动。巷子里安静极了，只有远处的筒子楼里隐约传来一声公鸡的啼叫，嘶哑而悠长，像是在催促着什么似的。
经过这前前后后几次交易，他早就对这个流程烂熟于心了——几点来、在哪儿等、对方会从哪个方向出现、交接的时候要快、拿了东西就走、绝不多说一句废话、也绝不能问对方的身份和来历。他不是没有在深夜里翻来覆去地想过——这个中间人到底是谁？那批图样和样衣最终流到了哪里？被什么人拿去做了什么？他甚至想过，对方会不会是上海那边的人，毕竟上回他在厂里听人提过一嘴，说上海飞达服装厂的老板跟夏朵有过节。
但他从来不敢往深了想，也不敢去问任何人。因为他太清楚自己手里这事儿一旦被翻出来，后果是什么。
他是通过一个在县城里跑货的熟人介绍才搭上这条线的。那人当时跟他说，有个外地的老板想收一些服装厂的新款图样和样品，价格给得很高，只要东西对路，绝不拖欠。他当时正被催债的人堵在厂门口不敢回家，爱人躺在医院里等着交下一期的治疗费，大儿子的学费也拖了快两个月了。他咬了咬牙，接了那单生意。
从此就再也收不住手了。
他知道自己做的是昧良心的事。他在这家厂里干了这么多年，于大姐手把手教他手艺，孙立军从来没亏待过他，逢年过节还给他家送过困难补助。张家栋每一次在厂门口碰到他，都会停下来问一句“老胡，家里最近还好吧”。这些人和这些事，他桩桩件件都记在心里，翻来覆去地记得清清楚楚。
可记在心里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记在心里的事，不能变成他爱人治病的药，不能变成大儿子手里的课本和笔，不能变小儿子和小女儿碗里能多出来的半碗白米饭。
除了这条路——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老胡慢慢把那个信封揣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低下头，用冻僵的手搓了搓脸。他的手指碰到自己的脸颊时，才发现那张脸已经冻得冰凉，像是摸到了一块没有温度的石头。
他在巷子口站了片刻，正准备转身往回走，忽然一阵喧闹的声音从不远处的街口传来，把他从那种混沌的状态中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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