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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圈后面显得格外幽深：“他太顺了。从平县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起步，搞了个合作社，不知道怎么搭上了陈佩斯那条线，又不知道怎么攀上了黄导那棵大树，连春晚的赞助都被他拿下了。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几乎没碰到过什么像样的坎儿。”
他弹了弹烟灰，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见惯了风浪的从容淡定：“一个毛头小子，靠运气搞起来的工厂，根基能有多深？他在平县那一亩三分地上也许能呼风唤雨，但到了上海这种地方——他那一套就不灵了。上海的商场是什么规矩？上海的媒体是什么门道？他张家栋摸得清吗？”
周鸿生把烟叼在嘴里，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搭在腹部，望着天花板上那盏老式吊灯，目光里带着一种运筹帷幄的笃定：“他以为搭上了春晚的台子，就能一步登天。但他忘了——爬得越高，摔得越狠。现在他站在那个台子上，底下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有多少人等着看他摔下来？”
他轻轻笑了一声，把那根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烟灰缸里按灭，语气里带着一种志在必得的轻快：“老宋，去吧。把该办的事儿办了。让他也知道知道——上海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随便便站稳脚跟的。”
周鸿生靠在皮椅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盏老式吊灯，嘴角挂着一丝志在必得的笑容。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几天后的景象——各地的报纸上登出几篇不起眼的小报道，像星星点点的火种散落在不同的城市里；央视那边在舆论压力下启动复检程序，夏朵的赞助资格被暂时冻结；张蔷那首压轴歌的演出服换成了别的牌子；张家栋灰头土脸地从上海灰溜溜地跑回青岛，连春晚的门都摸不着了。想到这里，他满意地端起搪瓷缸子，又喝了一口热茶。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和老宋在办公室里密谋着怎么把夏朵彻底整垮搞臭的时候，距离他这间办公室不到两百米的地方，飞达服装厂的招工处门口，正站着一个穿着灰扑扑棉大衣的年轻人。
年轻人头上戴着一顶半旧的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个线条干净的下巴。他站在招工处门口，不动声色地往里扫了一眼，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招工处不大，一张老旧的办公桌，桌上摆着一块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发黄的招工登记表。一个戴着老花镜的中年妇女正低头翻着一本花名册，听到有人推门进来，抬起头，习惯性地打量了一眼来人——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棉大衣，看起来不算起眼，但身板挺直，目光清亮，不像那种在街上瞎晃悠的无业游民。
“你好，”年轻人摘下帽子，露出一张年轻而干净的面孔，语气里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客气和诚恳，“请问——咱们厂里最近招人吗？”
中年妇女推了推老花镜，上下看了看他：“招倒是招，你想应聘什么岗位？”
年轻人微微一笑，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卑不亢的自信：“我是做服装设计的，在广州干过几年，几乎什么款式的衣服都做过——外套、棉服、羽绒服、毛衣，都设计过。听说飞达是上海的大厂，想过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中年妇女一听“设计师”三个字，神色明显认真了几分，放下手里的花名册，招呼他坐下，又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年轻人对答如流，说自己叫“赵明”，在广州的几家服装厂干过几年，因为家里人在上海，所以想回来发展。他说了几个广州服装公司的名字，说得有板有眼，连公司的地址和主营产品都能随口道来，听起来完全不像是编的。
中年妇女越听越感兴趣，又追问了他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年轻人说自己读过中专，学的就是服装设计，毕业后在广州干了五六年，从打版助理一直干到独立设计师。他说得不算太详细，但关键信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让人觉得他经验丰富，又不至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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