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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栋拎着那只装着六件假货的帆布袋，踩着略显陈旧的楼梯，一步一步走上三楼。
走廊里很安静，灰绿色的墙裙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泽，空气里弥漫着老上海宾馆特有的那股味道——混合了樟脑丸、地板蜡和岁月沉淀下来的木头气息。他走到走廊尽头，掏出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反手把门带上。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靠墙放着，床头柜上摆着一盏罩着乳白色灯罩的台灯，窗户上挂着米黄色的窗帘，窗外是那条安静的老弄堂。远处隐约传来马路上电车的叮当声和汽车喇叭的嗡鸣，像是一层薄薄的背景音，衬得这间小房间格外安静。
张家栋把帆布袋放在床头柜旁，脱下外套挂在衣帽架上，在床边坐了下来。他没有立刻躺下，而是伸手从床头柜上的搪瓷托盘里拿起那只搪瓷缸子，倒了一杯凉白开，喝了两口，然后望着窗外那条夕阳下渐渐暗淡下去的弄堂，沉默了很久。
那六件假货的每一个细节，还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面料的手感、缝线的捻度、里衬上的水洗标……每一处不同，都像是一个无声的证据，在告诉他同一个结论：有人在暗处，盯上夏朵了。
他放下搪瓷缸子，往后一倒，躺在了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条细长的裂纹上。身体虽然躺下了，脑子却停不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不由自主地往更早的时候回溯过去。
他忽然想起了夏朵刚成立那会儿。
那一年冬天，上海国营服装厂也是像现在这样，猝不及防地杀到了家门口。
那时候合作社的服装厂刚起步没多久，厂房是县里腾出来的旧仓库改建的，缝纫机是东拼西凑淘来的二手货，女工们大多是周边村子里刚学会踩缝纫机的农家媳妇。就凭这样的家底，张家栋硬是带着孙立军、于大姐几个人，把夏朵羽绒服做了起来。款式是张家栋凭记忆画的草图，版型是于大姐一针一线改出来的，第一批羽绒服刚挂上合作社服装店的货架，就被闻讯赶来的老百姓抢购一空。
那段时间，张家栋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里，跟于大姐一起研究怎么改进版型、怎么提高充绒的均匀度、怎么让袖口的走线更结实耐用。叶子灵那时候刚来厂里不久，还是个话不多但画图极快的年轻姑娘，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样板衣一画就是大半天。孙立军更是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跑销售、晚上盯出货，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眼睛里那股劲儿却越来越亮。
厂里所有人都在憋着一股劲——他们想证明，一个县城的集体合作社，也能做出不输给大城市的好东西。
然而就在夏朵羽绒服刚刚在青岛站稳脚跟、准备往周边城市拓展的时候，一个消息像一盆冷水一样浇了下来。
那天下午，王宝光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冲进厂里，连车都没顾得上支稳，就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张家栋的办公室，“张哥！不好了！上海那边来人了！就在咱们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旁边，搭了个棚子，拿卡车拉了好几车的羊毛衫和羽绒服，正在那儿大喇叭喊着卖呢！价格比咱们便宜了整整一半！”
张家栋当时正在跟于大姐商量新款羽绒服的版型修改方案，听到这话，手里的铅笔顿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目光里没有王宝光预想中的慌张，反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静，像是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来一样。
他放下铅笔，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铅灰，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看清楚了吗？他们卖的羽绒服，跟咱们的是同款？”
“同款！一模一样！”王宝光急得直拍大腿，“不只是羽绒服，羊毛衫也是跟咱们同款的！我挤进去看了一眼，那做工——说实话，不比咱们的差，甚至还要精细一些。关键是价格，张哥，价格比咱们便宜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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